主席对于这个体系抱着很大的希望。不过李思华自己的认知，是这个体系很有用，但也不可能完全解决激励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措施和其它体系来完善。贡献换服务，对于比较“心平”的干部而言，是很好的长期激励工具。但对于那些“野心和贪婪欲望”比较大的干部，恐怕谈不上有什么激励的作用，还是会动歪脑筋，想追求直接的特权和待遇。对这些人而言，什么都比不上把钱装在自己兜里。
贡献分体系，干部财产公示制度、干部流动和定期审查和审计制度等，这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中，都蕴含着一条原则，“透明与隐私相对性原则”，越是底层人民，没有公职和其它特殊收入，就越是有所谓的“隐私权”，而职位越高、收入越高、社会地位越高，那么就必须“透明度”越高，因为必须经得起各种调查审核体系和人民的监督，这是一种合理的对价，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任何事，那就不要做官、不要当干部、不要发财、不要出名，你可以当个隐士，没有人来烦你。
李思华自己更指望，通过建立这样一整套包含严密的若干制度的体系，劝退那些为了发财和特权的投机分子，让他们无利可图，无特权可用。而两三代新人下来，他们熟悉和接受了这套严密体系的管控和制约，习惯了“戴着枷锁跳舞”，那么情况就会好很多，社会主义的理想，也才能一代代地传续下去。
主席和李思华两人的讨论转向了中苏关系，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无疑是一个中苏改善关系的良好契机。
李思华指出：“主席，如果赫鲁晓夫10月下台，那么一个月后即11月，正常情况下，苏G会在莫斯科举行十月革命的纪念活动。虽然此前中苏关系紧张，但这个活动，苏联从来都是邀请我党参加，而我党也一直参加，所以这一次，我建议可以由李玉振副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利用这次机会，争取与苏联勃涅日涅夫政府改善关系。”
“勃涅日涅夫这个人，我前世后来的史学家，对他的评价都很低。但我不这样看，他有点像我国历史上的唐明皇，前期干得是不错的，从1964年到1979年，苏联从经济到军事实力的增长，可圈可点，一度让受到越南战争削弱的美国，不得不处于守势。他将苏联的力量发展到了顶峰，这一段时间内，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经济发展，是比不上勃涅日涅夫领导下的。”
“但这个人，现在虽然还未像原时空后来那样年老昏聩，但他也只是一个出色的官僚，不是改革家，不能开创新局面，只能维持旧体系。所以官僚体系不断发展，社会逐渐僵化，阶层逐渐固化。等到入侵阿富汗，苏联的国力就开始逐步消耗，开始走下坡路，这和唐明皇历史的后半段，其实有相似之处。”
“老实说，勃涅日涅夫这帮官僚，其实在意的是利用权势，享受苏联建设的成果，他们已经谈不上多少革命意志，剩余的只是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理念而已。但这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的点。我国的产品，无论是工业品还是食品等领域，丰富的程度不下于西方，甚至更超出，对于苏联的经济生活，是非常大的补充，完全可以扩大贸易，这一点是比较容易打动他的。而且他与我们素无恩怨，可不像我们与赫鲁晓夫之间，反复交锋。”
“苏联即将步入巅峰，这对我们而言，最近的二十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我国大量的产品可以出口苏联，包括东欧，大部分甚至完全替代西方产品的存在，也让苏联上层，可以取得降低民间和底层人民抱怨和离心倾向的效果。而我们也因此可以进口大量苏联的资源产品，例如油气和金属，至少可以降低我们国内资源的损耗，这是不折不扣的双赢。”
主席是历史大家，以前又听过李思华讲述过不少关于勃涅日涅夫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勋章控”的故事，对于李思华这个“唐明皇”的比喻，一听就懂，他笑着说：“你这个比喻不错，李隆基继承了武则天奠定了强大根基的唐朝，并在他的前期把唐朝推向鼎盛的巅峰，但在晚年，却搞得一塌糊涂，几乎丢了江山，唐朝因此由盛转衰。这个勃涅日涅夫，确实有点像。”
“这样吧，在李副总理去莫斯科的时候，让他各带一封我和你的亲笔信，哈哈，我们给足勃涅日涅夫面子嘛，他也好在苏G中央，有台阶可下。”
1964年10月13日，被克格勃从黑海之滨强制带回的赫鲁晓夫，在苏G中央全会上被迫辞职，从此被软禁居住。而本来苏G反赫鲁晓夫势力中两个最强势的人物，苏沃洛夫和谢列平，却为争夺大位而陷入僵持，为避免两败俱伤，只好双方都退让，最后被勃涅日涅夫捡了便宜，大家都同意让勃涅日涅夫，出任新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而他的亲信，柯西金成为了部长会议主席（总理）。
当时西方和苏联内部，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