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954年的3月，一艘邮轮即将抵达沪苏市。
格瓦拉这个时候，才觉得海洋又可爱了起来，横渡整个太平洋的一个多月，让他实在厌烦了大海。不过即将抵达中国，他的内心高兴起来，看着远处的海洋，觉得现在海水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海波是平稳如同湖泊。偶尔微风，只吹起了细细的千万个粼粼的小皱纹，这更使照射于春天的太阳光之下的金光灿烂的水面，显得温秀可喜。
格瓦拉去年6月，毕业于医学院，这个时候的他，还想着要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革命做出贡献。1951年他与好友用摩托车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这次旅游的所见所闻，彻底改变了格瓦拉，南美资本主义剥削下的农奴社会，让他震惊和愤怒。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他已经变成了革命者。
然而如何拉美应该如何革命呢？他的内心仍然是茫然的，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革命著作，除了在拉美影响最大的托洛茨基的著作外，以及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著作外，近期他又阅读了主席和李思华的著作，这让他对中国革命有了高度的兴趣，并做出了这个常人难以理解的行动——到中国去，到那里寻找拉美革命的思路。
实际上，他并不是孤例，这个年代，从南美、非洲、次大陆，乃至欧洲来的一些青年，已经陆续在中国出现，因为中国革命的影响力现在已经是世界级的，而中国为了培养以次大陆和非洲为重点的未来革命的高级干部，以及扩大中国革命思想的影响力，已经在武汉开办了一个“武汉国际革命理论教育学院”（简称国革），专门对国外来华学习革命理论的学生、学者和革命者，提供全面的政治思想教育培训，包括理论和案例学习。
“国革”未来在全球大名鼎鼎，因为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很多左派党、以及多支游击队的知名领导人，都有在这个学校学习的经历，他们以此为荣，而这个学校则被西方称之为“西方最仇恨的学校、恐怖主义的教育基地、恶魔学校”等等。不过，赞赏也罢、诋毁也罢、仇恨也罢，只不过让这所学校的名气，变得越来越大。
其实当下这所学校的知名度已经不算很低了，因为中国为了扩大影响，通过全球的各种驻外机构都在暗暗地宣传这所学校，格瓦拉远在阿根廷也听说了，所以他此次来华，就是为了到“国革”接受短期的培训，“国革”提供正规的4年学制，但也有很多3个月、6个月到1年的短训班。
在沪苏市逗留了两天后，格瓦拉很快坐上了去武汉的火车，飞驰的火车外的景致，让他目不暇接。在沪苏的短暂时间，以及火车上看到的所经过中国城市乡村的情况，让他得到了一个奇怪的第一印象，那就是中国根本不是西方宣传中贫穷的国家，这个国家现在很富裕，至少比南美要富庶得多，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成效吗？西方又在胡说八道。
其实格瓦拉的第一印象没有错，经过开国后15年的建设，现在的中国，至少相当于原时空八十年代后期的平均生活水平。
更关键的，是西方在五十年代的收入水平并不高，原时空苏联在五十年代，除了比美国差以外，多数西方国家的收入领先他们并不多。直到七十年代苏联经济开始停滞之后，欧洲国家才逐渐超过苏联，原时空人们记忆中那种，西方生活水平远高于苏联的印象，其实主要是八十年代以后的印象，并非长期的事实。而中国是八十年代打开国门，刚封闭地搞了30年工业建设，生活水平一直落后，自然对西方的印象，就是他们一直的生活水平很高。
其实这是错误的认知，西欧也是通过资本主义、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黄金二十年发展起来的。
以1953年当时候的GDP来衡量，美国大约是3800亿美元，人均大约2000美元左右；苏联按照CIA估算接近1500亿美元，人均大约800美元；英国略超480亿美元，因为人口略超5000万，人均大约950美元；法国GDP约400亿美元，人口大约4500万，人均大约是不到900美元。很明显，英国和法国的人均GDP，都和苏联差不多，这个时代苏联并未在人均上落后他们多少。
而在新时空的1953年，新中国的GDP突破3000亿美元，人口约6.5亿，人均GDP已经超过了450美元，开始接近和超越苏联和西欧的一半水准。这个水平，已经超越了几乎大多数的南美国家，因此格瓦拉有这种印象，是自然的。
抵达武汉后，格瓦拉顺利地入学，他报读了为期6个月，从4月到9月底的短训班，开始了他对中国革命理论的学习。他还发现，很省钱，中国基本上补贴了大多数的费用，吃饭住宿都不要钱，也不用缴纳学费。
赵云腾与张巧云，很快开始了他们的蜜月，皮将军批了他一个月的假期，他与张巧云回国后，也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