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4月，李思华阅读着报纸，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冷笑，心想该来的总是要来。
她读的文章，正是沪苏市某党报的一篇社论。文章从李思华访美出发，欢呼中美之间走向正常化，文章的前半部分挑不出太多的毛病，你最多说他对于美国过于幻想和天真。但是后半部分笔锋一转，谈到目前国家政策上对私有企业诸多限制，严重束缚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因为他们的所得相对于贡献，对比美国这样的国家是严重不足的，这导致他们对于扩大再生产顾虑重重，也不利于在今后的自由贸易区内，与美国等西方企业竞争云云，总之是呼吁国家应有一定的改革。
这很正常，李思华内心平静如水。建国已经12年了，豪不客气地说，从人民生活的改善程度来看，比得上前世的40年，大致应该已经相当于原时空的1990年左右的生活水平。
经济发展了，私有经济也壮大了，总有些人不甘寂寞，而干部群体中也有一些人，在长期的和平生活中迷失了革命的理想。在一定的小范围内，就会出现私有资本，与与舆论、知识和权力的合谋，试图推动国家向他们期望的符合他们小团体利益的方向走。
李思华知道，在她前世，学术上有一个著名的“格瓦拉困境”的“革命魔咒”理论，这个理论以拉美的著名革命者格瓦拉命名，因为格瓦拉的一生正好代表了这个理论的典范。他是一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者，在追随卡斯特罗取得古巴革命胜利后，既不留恋古巴共产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的职位，也没有把努力方向确定于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进入玻利维亚丛林打游击，试图在那里发动新的共产主义运动，最后他牺牲在自己的理想中。
格瓦拉困境表明：很多革命者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价值价判断，皆集中于革命活动，革命既是过程也是目的，离开了革命，激情就不再燃烧，精神走向虚无，甚至无法为自己的灵魂找到安放之所。原时空后来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走向消亡，国际共运式微，很多专家认为与格瓦拉困境很有关系。
屠龙者成功屠龙后，要么自己变成恶龙，而不想变成恶龙的人，很多变得茫然无措。中共在原时空后来曾经说过要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是对是错？
这曾经也是李思华的困惑之一，她曾经与毛泽东多次探讨这个问题。最后两人达成一致的看法是，格瓦拉困境其实是陷入了“路径依赖”，革命的路径本来就不是唯一的，必须要根据环境而变，建国后基本进入了和平和建设的时代，与此前战争与牺牲的时代不同，革命的方式、模式肯定要发生变化，唯一不能变的是革命的思想和初心。
原时空有句口号说得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革命的初心是什么？是解放无产阶级，带领他们去奋斗实现共产主义。那么手段是什么？建国前的手段是战争，用暴力来消灭剥削食利阶层。建国后的手段是什么？是建设和守护，驱动底层人民投入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守护人民的胜利和奋斗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底层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和提升。
所以革命是永无止境的，不能说革命党在建国后革命任务就完成了，变成了西方那一套的“执政党”，革命的手段变化了，但革命的目标并没有变。斗争期革命的语言是由阶级、剥削、革命、斗争、消灭等基石砌成，而建设期革命的语言，还必须包括建设、发展、共富、平等、效率这些新的部分。
新时空的新中国，毛泽东和她否决了前世的无休止“运动”，那种每天三请示五汇报，天天政治学习，类似“斗私批修”的运动永无终止，起到了教育群众的目的了吗？实际的结果是残酷的，这样搞，只能让人民厌烦。
阶级斗争不能成为建设期革命之锚，但什么能当锚呢？当然也不是前世那种所谓的“依法治国”，现代哪个国家不是依法呢？至少表面都是法制。但至于治国，那就超越了法律的能力了。法律不过是种教条和本本，确定了社会行为的基本规范而已。
所以革命之锚，只能是落在实现共产主义上。但这个目标容易让人感到虚无缥缈，怎么办？具体量化每一个阶段。
李思华提出，又经过毛泽东润色和修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5个阶段，设置了具体的量化指标。
第一阶段，初级社会主义阶段。也即是新中国当前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大建设大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和科技基础，人民生活得到基本满足，食品消费占比跌到全部收入的20%以下，人民自有住房满足率达到98%以上。匹配工作的教育普及化，文化和娱乐丰富。
第二阶段，中级社会主义阶段。自动化机器大量替代人力，使得人民平均的工作时间确实能在5天8小时之内；人均住房满足50平米/人；食品消费占比跌到全部收入的10%以下；人们开始追求马洛斯五需求中的自我实现满足，精神文明得到极大提高。
第三阶段，高级社会主义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