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复兴，在经济体制上实际上得益的，就是这种后世被大批“经济学家”诟病的体制。李思华收回思路，继续说道：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建国或者改革的初期，民众的心气最高，奋斗意志最强，对困难和艰苦的承受度最高，这就使得军事化的管理最有效率，能够让指令得到比较彻底的贯彻。”
“为什么要军事化？因为人类组织起来的中心化管理组织中，军事组织无疑是最强有力的，具备最高效率。”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新中国目前的经济组织，有不少是准军事化的，例如铁路和公路的交通建设，例如不少大型综合工业基地的建设。而很显然，事实证明，在军事化的组织下，其建设效率甚至建设质量，都远远超过了任何市场化的组织。”
“所以准军事化，就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国家可以在短期内，按照顶层规划建立起良好的基础，而后来市场化的经济体系，才能在这个基础上良好发展。”
“本质上来说，建国初期犹如人大病初愈，想要马上按照市场化的规则来组织经济，将是缓慢的，这个时候普通经济措施的效果非常滞后，通过国家手段强行调配，反而是最快、最合理的方法。准军事化就是一剂良药、一剂补药，让人快速恢复正常的健康。”
“当然，是药三分毒，准军事化不是万能的，它讲求严格的纪律、精神奉献、降低生活享受。所谓刚不可久，在经过十年左右的阶段后，还是必须过渡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正常经济发展阶段。”
李思华的说法大大出乎了这些经济学者所料，虽然很多学者其实早已反复研究了新中国这两年的经济政策，但按照李思华现在所说，仍然感到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看得明明白白了。
李思华笑了笑，继续说道：“其实现在客观条件还不适合全面市场化，当然以后我们也不会实施全面市场化。现在的经济制度、管理体系、资源配给都不完善，放开市场化，任由市场漫卷，很可能并不能带来经济大发展，反而是少数人，就可能通过投机手段，急速垄断大量资源和财富，导致大多数人会无法生存，让整个社会陷入动荡。”
顾谆说道：“李总理不认为市场是最有效地分配资源的手段吗？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市场，但我听说李总理曾经将之视为对幼稚儿童的烟雾弹。”
李思华点点头：“市场很重要，市场是最重要最珍稀的资源。但我反对将市场神话，市场调配资源的有效性，其前提是参与市场交易的各方，必须具有同等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可以进行平等的博弈。但在现实中，这种条件根本不存在，所以市场一定是必须有所管制的。”
她笑了笑，说：“我一直很喜欢举一个例子——粮食市场如果放开，那在我国的条件下，就是农民对商人交易，你觉得农民会有与商人同等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吗？商人会保持所谓的“公平和良心”？看不见的手，在这种情况下，会让市场价格达到有效均衡？傻子才会相信。推而广之，很多工业品的市场同样如此。所以我才说这是对幼稚儿童的烟雾弹，分明是做不到的事情嘛。”
“所以我们对市场的态度就是调放结合，顶层宏观调控，下层微观市场放开；顶层计划经济，下层市场经济。”
学者们琢磨着李思华最后的这几句话，觉得信息含量很大，孙制方不由得对坐在边上的赵兰平说了一句：“未来国策，就在这几句话之中了。”赵兰平重重地点了点头，他也是一样的看法。
最后，李思华提示经济学家们应该重点研究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等到一五计划完成后，新中国经过了7年的高强度投资和建设，基础交通体系也足以支撑大市场的交易需求，可以说各种产业的下层市场化，就具备了基础条件。那么下层市场化究竟应该如何搞？才能在“公平”即保证底层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实现高效率？
二、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均衡”问题。保证底层人民利益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但注重公平就有可能失去效率。而私有制具备高效率，但可以肯定私有企业会忽视社会公平，如何管理制约？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市场该如何搞？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体系？
四、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出我们的“唯中国经济学派”。
在李思华走后，经济学家们又流下来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他们都非常感慨，如果说思想上没有受到很大冲击，那就是扯淡了。按照薛幕乔的总结，李总理代表党中央对经济学界的指示，包括三个方面：
一、以我为主，研究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导和总结新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而西方经济理论只能作为批判性的参考。
二、重点研究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