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思华与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以及计委和经委等的主要领导，展开了一场座谈会。
一些李思华前世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座谈会，她熟知的，就有王亚楠、马赢初、吴大昆、赵兰平、左炯、顾谆、孙制方和薛幕乔等人。她内心感叹，这也算是集一时之“俊彦”，可惜其中不是所有人都会跟随党的脚步，有些人的屁股，还是会坐在他思想向往的那一方。
这些经济学家，注视着台上的年轻女子（李思华此时35岁，在1941年勉强还算年轻），他们的感触很复杂。除了薛幕乔这类属于党内的经济学家，其它人几乎没有接触过这位李总理，但她在经济学界中，当然是“大名鼎鼎”，甚至可以说是“泰山压顶”。从缅华、西华时代到新中国，这一位几乎是独立地一手建立和奠基了国家的经济体系、经济思想导向，没听说过她受到任何国内或者国际上哪位经济学家或者哪国经济体系的影响，她的独立性非常强。
她的几乎每一本著作，无论其论述有关于经济学多少，这些经济学家无不仔细拜读，因为人家人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其思想很容易会变成具体的制度、政策和指导性方针，从而对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予重大影响。
在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中，不是没有认为中共高层多数都是“土包子”，认为他们根本不懂经济的人，不过新中国2年多运行下来，已经很少有人会那么想，尤其是对李思华，她主导现成的经济运行结果就在那里，人家的理论和逻辑就在那里，你可以认为有瑕疵、有错误，但完全否认的话，只会被圈子里的其他人鄙视，高速稳定发展的国家经济和迅速改善的民生，是最好的证明。
这位李总理显然是懂西方经济学的，而且造诣很深。在她的著作中，非常熟练地应用和引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甚至超过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引用。但很明显，她又是非常鄙薄西方经济学的，经常耻笑西方经济学者的谬误，以及理论背后不可告人的维护资本主义的思想逻辑。例如西方微观经济学最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就被她称为“对幼稚儿童的烟雾弹”，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学界著名的梗，甚至都已经传到国外去了。
而且她对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判断，现在甚至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学界，让他们感到狼狈，不能不为自己辩护，发表了很多对她的反驳文章，不过相信她的人也不少——按照李思华的看法，当代西方经济学已经变成了庸俗经济学，不是在试图揭示经济发展的实质规律，而是变成了主要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辩护，这样的核心本质，导致了学说的偏颇，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价值，变得微乎其微。这让国内的这些经济学家们多数感到很痛快。
哪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不想自己的理论，能够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影响呢？他们当然期望李思华能够重视他们的理论，他们也学习和努力理解李思华的经济思想，琢磨自己研究理论与她理论的异同。
会议开始，李思华先讲话，她的逻辑立即吸引了全体人员的注意，她实际上是在宣讲新中国对经济学和经济理论发展的根本逻辑和政策，非常重要！
李思华的讲话包括几个重点，是一整套严密推进的逻辑：
“我个人认为，经济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所谓严格，是指像物理学规律那样具备完全普适性的科学规律。经济学则完全不同，所有的“经济规律”实际上都依赖于设置严苛的假定前提，例如西方微观经济学的那些结论，实际上都需要在完全自由竞争的理想条件下才成立，而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完全自由竞争”这种条件的。”
“所以经济学是总结一个特定环境（即假设前提下）内的科学，不能超越，所以不是普适性的科学，也因此，经济学具备文明、国情和阶级三大属性，不考虑这些环境因素，单纯去研究所谓人类社会“普适性”的经济规律，没有意义，完全不实用。”
“新中国需要的，就是“中国经济学”，是在中华文明、中国国情和底层人民发展需求这三大基础上，构建的新经济学。对于国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说白了，那些都是“包裹着糖衣的毒药”，确实有一定参考的价值、研究比较的价值，但我们要小心地把糖衣剥下来，而将毒药丢弃，切不可不假思索地盲目引进和应用。”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首先要实现的，是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中国本土的经济实践，给予解释和指导，而不是什么“贡献于世界”。自己还没有走稳呢，奢谈什么贡献世界？”
“中国经济学，必然采纳马恩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但不是完全遵循和教条地尊崇，马恩是在欧洲生活，从未到过中国，而且他们的理论是七八十年前的了，其太多的“假定”，与今天我们经济面临的环境是非常不同的，所以一定要有所“扬弃”，我们坚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的立场，而不是具体的经济理论和手段。例如中国经济学，不会去涵盖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