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是要和苏联打仗。但是苏联连续增兵，并且将我们替代过去的日本而设定为其远东的第一假想敌，这是很自然的。即使是共同的信仰，也不可能扭转这个趋势。所以我们完成抗日战争后，苏联立即就是我们军事安全上的最大威胁，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李思华讲完后，总参谋长刘伯承继续：
“根据总参谋部的研究，认为在外蒙接壤地区，以及东北边境，苏联是有可能制造小型摩擦，与我军发生小规模冲突的，所以部队必须高度戒备。”
“苏军这样大国沙文主义浓厚的军队，并不像我们，将和平看得那么宝贵，他们可能摩擦的原因，也许仅仅是为了测试我军的实际战力，从而修改完善他们的远东军事布局。他们很熟悉日军，研究几十年了，但他们并不熟悉我军。”
“既然不熟悉，碰一碰是最快了解的方式，我军不得不防 。”
“如果有摩擦发生，最可能的，就是坦克加步兵的小规模冲突。强击机或者战机等正常情况下不会出动，因为空战的话，战争规模就会扩大，并难以控制。苏军面临德军在西线的巨大威胁，他们并不想在东方爆发大战。”
“但是不想打仗，反而就要威慑，这是苏联从西方学到的政治和军事语言。给我们一次教训，或者让我们领教他们的力量，是建立威慑和尊重最简单的方式。”
“总参谋部，已经要求目前进驻边境的第10集团军等部，保持高度警戒，并尽快熟悉了解苏军的常规战法，如果苏军要发动摩擦，那我们就要坚决回击，不是想建立对我们的威慑吗？我们同样，要建立对苏联的威慑！”
李思华轻轻地鼓了一下掌，刘伯承说的非常清楚。
会后，任弼时等几个人都找了毛泽东和李思华，表明他们对于苏联的态度。任弼时诚恳地对李思华说：
“我虽然留学苏联，过去对苏联也充满好感，但那只是一种社会主义共同建设者的共鸣，对共产主义共同信仰的尊重。我自己是中国人，肯定是以民族的利益为重，绝不会走到卖国的那一步。很多关于苏联的深层信息，由于自己不掌握，过去对其有过多的幻想，我诚恳地向党检讨。”
李思华摇了摇头，她知道任弼时是一个有高度操守的同志，说道：
“主要不是冲你来的，这是对党内少数人整体的警告。就像我们还有很多同志是从美国回来的，我们决不允许他们形成一个亲美派一样，党内也绝不能有什么亲苏派。真是奇怪，有些人就是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盲目地以洋为尊。这些人跪久了，自己就站不起来了，不是要亲苏，就是要亲美，少个干爹，吃饭都不香。”
“我们中华是堂堂大国，华夏贵胄，只能有一个派，即唯中国派，听清楚，不仅仅是中国派，而且必须是唯一的中国派。我们只能站在自己国家、民族和我党的立场。”
“亲苏或亲美，除非是党组织有需要，策略性地表面扮演。但在内心，我们的同志，必须有自信、自尊和对我党自身的信仰，我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不会去追随任何其它国家或党派。”
在莫斯科，斯大林确实在催促加快苏军在远东的布局，远东苏军的规模和实力，必须迅速扩大。
对于新中国的浮现，斯大林可以说是喜忧参半。
新中国是同样信仰的同志创立的，在意识形态上双方高度一致，这使得两国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这当然是值得欣喜的。试想，如果日本占领了中国，以他们对苏联意识形态和地缘利益的高度敌视，那么苏联就必然东西两面受敌，战略态势会变得很恶劣。理论上，新中国的出现，使得苏联摆脱了那种可能最恶劣的战略态势。
但是，斯大林自己对新中国不放心，他怎么可能放心呢？从沙俄到苏联，从孱弱的旧中国身上，撕扯下来那么多的土地和其它利益，中共现在又是一帮明显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怎么可能视若无睹？双方潜在的敌意，由于民族矛盾，几乎是天生的，这不会因为有共同的信仰而消失。你要让中共承认吃亏的现实，他们当然会反问他斯大林，凭什么不能是苏联反过来吃亏呢？
所以从地缘战略出发，双方的领土争端，是爆炸性的潜在危机，未来很难说。作为一个“大俄罗斯”心态的民族主义者，他不会归还以前从旧中国剥夺的土地和利益，那是对苏联民族利益的背叛。
所以他冷酷地决定，就像当年防备日本一样，苏联首先要对新中国建立完整的防御，安排了足够的实力，双方才能在现状上谈合作。在外贝加尔和远东的军事建设和军队部署，就是最根本的基础。他不相信在庞大现代化苏军的压力下，新中国还敢于挑战苏联，来收回他们所谓的“领土”。
但他也深深叹息，苏联没有能够控制中共。别人不敢马上挑战你，不代表他们就接受了现状。对方的屈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