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沙坪坝的一座小酒楼，已近黄昏，落日的余晖，照在酒楼的窗户上，色彩斑斓，傍晚的清风徐徐吹来，将白天的燥热一洗而空。三三两两的食客，开始在二楼就座，声音开始渐渐地糟杂了起来。
在一扇窗户边，一个中年男人悠闲地坐着品茶，他显然早就来了，占好了这个相对幽静又有凉风的好位置，在他的对面还放了一付碗筷，显然，他在等人。
表面虽然悠闲，这个男人的内心却并非如此，偶尔闪过观察周围动静的锐利目光，显示出他内心的警惕和不平静。
他是影佐祯昭，来到重庆前，是日本驻上海的武官，实际上在他到上海前，已经是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的课长，担任武官其实是一种掩护，对他在上海建立情报机关的掩护。
他在上海的工作还没有全面展开，就接到了新的任命，由于西华的出现和崛起，对于西华的情报工作，成为了新的重点，影佐被寄托了厚望，他的上司和同僚对他的评价都很高，例如时任上海领事的石射猪太郎，就评价影佐“当面态度恭敬，说话轻松，在外是老练成熟的人物了，一点也不可麻痹大意，是个敏锐的谋略家。”
此时的他还仅仅是一个中佐，还算不得特别重要的人物，所以组建对西华的情报网络这个任务，当然是重用。不过他也知道，帝国不可能仅仅将希望，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肯定有人负担着建立另外的情报网络的使命。
在李思华的前世，此人在1939年在上海北四川路永乐坊，设立特务谋略机关，就是大名鼎鼎的“梅机关”，这个特务机构，是日本策动建立策划建立汪伪政权的执行者，也是臭名昭著的76号汉奸特务组织的组建者。未来的影佐，将以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的身份，成为背后的“太上皇”，煊赫一时。
然而在这个时空，影佐自然不知道，他的命运已经发生了转折。
领受了组建西华情报网络的任务后，影佐不敢怠慢，他亲自伪装成一名江苏的商人，带了一组日本情报人员，各自以不同的中国人身份，来到重庆，开展工作。
来到重庆之后，他发现情况大出所料，他以前在民国上海和华东的特务经验，在这里简直是毫无用处。重庆与民国的城市已经完全不同。
一开始他的情报组就遭遇了巨大的困难。原因在于，中共的组织太严密了，而且已经将市民群众都组织了起来。他作为商人的身份，刚刚进入酒店就被侦缉民警盘问，了解他做何生意，来重庆的目的，打算呆多久，是否会离开重庆，到西华根据地的其它城市等等，虽然态度和蔼，但盘问的内容，几乎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事前准备充分的话，说不定他就露出了破绽。
刚刚入驻重庆，他就感觉不妙，立即要求情报组分散，各自设法融入重庆社会，彼此之间规定了只能是单线联系，而不是聚合在一起。他本来入驻的客店，是在朝天门附近，但第二天他就单独去了沙坪坝区，换了住址。能够联系上他的，只有2位他的下属，其中一个，就是他今天要见的佐藤次郎。
十几天下来，作为一个老练的特务，其实他感觉越来越不妙，似乎有一张大网正在笼罩下来，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就会被兜住。
之所以让他产生这种感觉的，一开始是他发现的三件“小事”。
一是共产党在城区，广泛地建立了居委会，每条街道的每个商铺或客店，以及每片居住区的每家每户，都被纳入了居委会管理，居委会有一些年轻人，但有很多的“大爷”、“大妈”兼任居委会的巡查员，虽然他们大部分时刻，是在检查卫生、处理邻里纠纷等小事，但对于在其居住区中的“异常人士”，显然负有监督之责，他自己就亲耳听到过有“大妈”吩咐住户，要注意防范间谍，有什么异常情况，可以向居委会或者民事侦缉警察汇报，那个可恶的“大妈”，还大大咧咧地说，举报错了不要紧，警惕性才是最重要的。当时恨得他真想把那个粗壮的女人，给一刀劈死。
二是共产党迅速地建立起了户籍和身份证制度，他们居然给每个居民都拍照，然后登记家庭住址，赋予编号，发给带有敲盖钢印照片的身份证和户口本，据说每户的口粮、以及一些工业品，都是要凭身份证领取票证的。
关键是这样做以后，本地民警几乎能够认识所有当地的人员，他亲自见到，民警查证入住酒店陌生人的身份证，将编号记下后，据说会和身份证当地的派出所核对。这样一旦遭到怀疑，伪装成本地人是很困难的，身份证可以伪造，但相貌相似是很困难的。而外地人，如果不住酒店，去租房居住，显然一开始，就会落入民警和居委会的管理和视线之中。
在他换到沙坪坝的客店后，也有当地的民警向他询问，在他出示了“临时居住证”后，还提醒他，这张证件只有1个月的有效期，到期必须向临时居所的负责民警换证，说明延期的原因。
三是最让他头疼的，西华的民事侦缉警察，居然负有协助居民业务的责任，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