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李思华总结说：“从后世的实践来看，这三个问题，很难克服。美国的立法，则是专业政客们之间的博弈，他们本身就是资本家利益集团选出来的专业打手，是不一样的。”
毛泽东皱起眉头，叹了一口气，说道：“是啊，革命成功了，我们可以很容易在形式上，把权力交给人民，可是他们真的还不会行使权力，所以教育才是根本啊。”
李思华摇摇头，说道：“恐怕教育，也未必能解决这三个问题。人民的教育程度提高，肯定对于人民民主专政是有帮助的，但是人的精力、智力都是有限的，其实还是达不到完全的要求。”
“所以我只能提出一些改进意见。例如通轻否重原则。建立一只包括多个专业的专业调研团队，对于人大的法律和提案进行专业调研，提供专业委员会进行立法，立法很容易被通过，此所谓通轻；但是法律只能试行3年，人大代表们，必然有一部分，会在试行中，体验到法律的好与坏，3年后再进行调研，然后对法律正式进行表决，只要一小部分的人大代表反对，则法律作废重修。这就是通轻否重，通过不重要，否决才重要。”
“另外一个，就是要坚持人大的底层人民代表性，后世农民的代表有多少？按照人口的比例简直是少得可怜，那谁代表他们的利益说话呢？所以要按照人口的比例来，而且要真的是农民代表，而不是干部代表。教育就是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就不会是什么都不懂，被人糊弄。”
“再就是，坚持人大代表的独立性。党要建立起一套底层的选举体制，让候选人，被选区的广大农民所熟悉，而不是简单递给农民选票，上面有几个人，让他随便勾选，那有什么用呢？不是糊弄老百姓吗？在选举前，党的基层组织，要对人民进行专门的培训和教育，向他们介绍选区候选人提出的主要主张、意见，这样底层人民才会有自己的真实意愿的选择。”
“这样选出的人大代表，党组织就要保护他的独立性，例如他的意见，违反了政府目前的政策，这可不是反革命，而是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要让他说出来，到人大来进行决策。”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他认为自己还大大低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实际难度，未来这应该是党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点，体制都是不完善的，需要的是不断改进。
李思华接着介绍了她在海南和缅甸，对于司法和执法模式的建构，重点是“事实正义”原则，和执行上的民事侦缉警察体系。
在政府方面，则是坚持“党大、政府小”的二元体制，党应该坚持对政治权力上重要部分的全面掌握，不能让党变成政府的附庸，当然反过来也不是让政府就变成了党的附庸，两者各有独立性，这也是一种制衡。
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搞法，在政府工作的同志恐怕会有郁闷，政府受到的限制很多，似乎不如在党内工作来得舒畅唷。有的同志说，到了政府，发现自己真的是去当公仆了，谁都来踩一脚。”
李思华也笑了，说道：“确实，这是一个认知的问题。政府是行政，是现实执行政策，每天都会碰到小问题，而权力有限，自然郁闷可能较多。党嘛，决定方针政策，要出问题就是大问题。不过我相信，最后总会达成了一种合理的惯性和习惯，就像是银行的业务与风控之间的关系。”
“行政可不是打仗，要甩开膀子大干，几乎是不现实的，相比军事，更多的是带着镣铐跳舞。我们太多同志都是来自部队，暂时不习惯也是正常的。”
毛泽东点点头，说道：“所以总结你对我们的政体的思路：原则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践上首先就是调研—专业委员—人民代表，进行通与否博弈的人民代表大会，这是立法权；然后是调研—法院加检察院的事实正义的司法体系，这是司法权；最后则是党大政府小的二元行政体系，这是行政权。这就是我们特色的三权分立。”
李思华拍了一下手，赞许：“主席您这个总结非常精辟。”
她继续说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司法体系中是否要加入律师辩护，我还没有想好。律师对于案件当事人的权益，理论上是一种保护。而且普通人很难懂法，很多情况下，也需要律师这样专业的法律人士来协助。但律师很容易变成讼棍，大多数情况下，是为当事人在寻找法律的漏洞，用说词来尽量减轻罪犯的刑罚，所以正负的效应都很明显。美国普遍使用律师，现在泛滥的情况大量出现，实际上让社会法律的成本大大上升，而且富人借助律师的协助，很大程度上逃脱了应有的法律惩罚。所以短期我是没有引入律师体制，可能需要未来再斟酌考虑。”
毛泽东沉吟了一会，说道：“政体，是国家之根本，老百姓对之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实际上对国家的影响极为深远，国家朝什么方向走，就是政体决定的。不可不慎，我们需要广泛地从同志中征求意见，在建国前不断辩论和完善，以求在打这个基础的时候，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