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后的下午，两人再次见面，主席的脸色微微有些憔悴，他这几天肯定心情非常震荡，没有能睡得很好。
刚刚坐下，他就严肃地问了李思华一个尖锐的问题：
“你觉得从2022年的角度看，我们的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李思华就知道主席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也是她从前世到今世，不断叩问自己内心的问题。她说道：
“这要看你用什么标准，以什么目标来定义。”她接着解释说：
“如果从救亡图存的角度来看，那革命当然是成功的，不仅是成功的，而且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大成功。一个比原始的非洲人均收入还低的，贫穷落后到极点的国家，不但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命运，而且在建国不到70年，就成为了全球第二经济强国，到2022年我穿越前，甚至基本达到了国际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收入线12500美元。”
“当时有人总结说，新中国的成功，就是一部之前任何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传奇，因为太过不可思议，没有人能否认中国的崛起速度之快。”她话锋一转，又说：
“但是如果从我们现在革命的根本目的，即工农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来看，即使不能说是失败，但肯定也不能说是成功。”
“我个人的认知是，在1976年文革失败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我党和政权的性质就逐渐转变，逐渐成为了一个以民族工业官僚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而不是原来设想的由底层人民自己拥有的国家。”
主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又询问了李思华几个尖锐的问题，李思华回答得很艰难，坦白说，太多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两人关于未来历史的讨论，又持续了两三天，终于话题转向了当下和近期的未来，毕竟，在这个时空，他们还要走出自己的革命路线。
李思华早有准备，她准备了多个方面的重大问题，准备与主席讨论，这可谓是“定国策”，他们对于这些问题可以达成的共识，必将影响未来百年中国的走向。
这些方面，准备由宏观到微观、由路线到执行地进行讨论。主要包括历史文明、政体、政党、军事、政治制度、地缘战略、资源战略、城市布局与首都、货币与资本、产业建构、教育与就业、宗教信仰、民族问题、法律与司法、宣传与舆论，以及未来的“新三座大山”。
今天讨论第一个问题，即历史与文明。
这个问题，其实是定义“我是谁”和“我从哪里来”，定义了这个，才能往下推演，这是从哲学的高度出发，先知我、明我、知非我，方有立足地。
对于李思华先将历史和文明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步，这正对了主席的喜好。他很感兴趣，请李思华继续阐述。李思华捋了捋头发，开始总结：
“中华民族是一个原生民族，与西方非常不同。有历史学家总结，说我们是“一万年文明史，五千年国家史”，窃以为这个总结非常到位。”
“我们的文明发祥很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以前，还有悠久的部族文明史，只是当时没有文字（6000年前才有文字雏形），所以未能有记载，今天能发现的，不过是考古中的寥寥残余而已，不过不能否认这段历史。”
“从已知的信息来看，古代部族，文明传承和积累，靠的是“巫”，他们并不是神神叨叨的巫师，而是部族中最优秀、知识最强的人，他们主要为部族解决4个方面的问题，解释、食物、气象和治病。主席，我自己觉得，这就是最早的文化人了，不过他们对部族的重要性，可是远远比后来的文化人要高得多。”主席点点头，他听得很有滋味。
“当时愚昧，很多自然现象普通人是搞不懂的，就靠巫来解释；而巫以其知识传承，指点着部族获取可用的食物；根据经验判断天气变化，这对于部族狩猎或者原始农业非常重要；而治病，更是巫因为知识传承而垄断的高度技巧。这样的一个时代，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巫，知识积累逐渐增加，对自然的利用水平逐渐提高，部分部族逐渐因此强大。”
“当知识不再是由少数巫掌握，而是一个统治阶层能够共同掌握的时候，巫就开始退潮，取而代之的是贵族，夏朝的诞生，应该就是这种贵族阶层对巫阶层的替代，而贵族阶层崛起后，国家就诞生了。”
“国家诞生的初期形态，是封建，其实就是领主制，最上层的“王”其实就是最大最强的领主，但他无法完全控制其它领主，所以只能用“羁縻”的方法，通过承认治下各领主对其领地的统治权，获得他们承认“王”对“天下”名义上的统治权和纳贡称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