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城区在地理上，也应该在不太影响内部交通距离和便利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复杂化。棋盘式的方格街区布置最简单，也最有利于管理。可是这样的格局，在军事上，简直就是为敌军的攻击，自己画好了被炮击的目标网格。
如果按照这种地理布局，那么城市应该如何进行功能分区呢？是让每个城区自由发展吗？还是坚持规划优先，将同一功能的尽可能划分到一个城区？
李思华认为，规划优先是必然的。但是否将同一功能集中化，则要根据不同的产业情况。例如教育，不如集中在一个教育城的片区里；例如日用品，可以自由选择；例如军工，为了生产效率，应该集中到一个地理上最复杂的城区，比如靠山入地；例如造船，如果不集中到某个靠海的城区，根本无法组织起来。至于服务业，是由每个城区的人口规模所产生的需求所决定的。
大工业天然有集中性的需求，扭曲了自然规律也解决不了。前世的方法是，对于大工业，通过三线建设，在内地山区备份了一套较小的体系。而让此前依托大城市而形成的大工业体系，自由生长。以这种“1+1”的格局，来形成战争时期对大工业体系的保护。
李思华知道，在城市这一部分，她讲了太多的远景，在目前的海南根本实施不了。但她希望的是，通过这种对于城市的战略规划的讲解，让同志们理解我们的城市，应该如何管理、发展和建设。
现实是很残酷的，目前海南的城市，海口或者文昌这样的，基本上都是“商贸型”而非“产业型”的，说白了就是由于基本没有工业，这些城市都是贸易集市而形成的，所以商人及其贸易就构成了城市的命脉，而不是很多西方城市中，由已经形成的工业及其它产业支撑的城市经济。
这就涉及了另外一个大问题，对商业和商人的管理。
李思华是有心理准备，在这个部分她是需要暂时妥协的，因为海南还缺不了与外界的贸易。
按照西方的理论，贸易的逻辑是“比较优势”，意思是你生产的某种产品，成本比别人高，你就应该进口，这样会节省你的成本；如果你生产的另一种产品，成本最低，你就具备比较优势，应该出口，可以打败别人，赚取利润。
大家按照比较优势来进行贸易，就可以获得多赢。进口的都是自己高成本的东西，而出口的都是自己低成本的东西，大家都得到了好处。当然你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你又需要，那自然应该贸易进口。整个理论看上去很美。
然而这只是书本上的逻辑，也掩盖了通过贸易来剥削的本质。现实中的商业，要比这残酷得多。就中国目前的商业而言，看得到的最清楚的现实，就是“低买高卖”，商人的主动权和定价权，远远超过了提供商品的工坊和农民，这是不对等不公平的贸易关系。
例如对于农民生产的稻谷，在收获的时候，商人会拼命压低价格，甚至联合起来，用超低的价格收购；而他们运到销售目的地的时候，却会拼命抬高价格，囤积居奇，炒作宣传。以此来实现他们居间，获得高额的差价利润。所以有人认为商业其实就是战争，是商人对生产者的战争，这种理解有一定道理。
我们的对策是怎样的呢？对于我们能提供的商品，是比较有主动权的。我们设立物价部门，就是为了形成根据地统一的物价管制。管制物价如何形成呢？物价局应该调研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劳力成本等整体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后形成。这就是定价权。
商人要从我们这购买，就必须尊从管制物价，要不我们就不卖。而商业部门除了管理商人和商业外，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对我们自己内部消化后，有剩余的产品，在如果商人不买的情况下，自己寻找销路，不低于管制物价而卖掉。
对于我们需要买入的商品，主动权就没有那么大。商人可能出高价，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也只能接受。但我们应该尽量地开辟多元化的采购渠道，例如采取招标方式，让商人比价，或者寻找其它的采购途径等，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取得采购商品的合理价格。
最复杂的是，需要根据对需求的把握，来控制商品的生产，每种产品的需求不是无限量的，例如我们拼命发展大量的茶园，就可能导致有过多的茶叶，卖不掉。好在现在还处于早期，现在的问题不是产品太多，而是生产都还没组织起来。商业上的同志们，要在实践中摸索经验，与商人们斗智斗勇，保护根据地人民的利益。
同志们需要高度警惕的是，无限制的商业，对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性。中国历代王朝，没有不对商业或者商人去做一些限制的。有句话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兵不强。”历代统治阶层难道不知道这个“无商不活”的道理吗？
他们当然知道，但他们更知道商人和商业的破坏性，因为财力上的巨大差距，如果不加限制，就会被商人掌握产品的定价权和话语权，于是提供产品的农民或者工坊，就会被破产、逼死，至少是穷困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