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产或许无恙，但眼下这班执事僧众，绝对会被扔出去平息民愤。
钱财是寺院的，权位是自己的。
他们只得咬牙签下这屈辱的契约，并严令二人保密。
若人人效仿，这千年古刹，怕真要成了善堂。
苏轼与张怀民欣然应允。
他们自然明白，若人人都用“绝户计”，计策便无效了。
祥兴三年。
正所谓：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崖山船队暂时在夷洲落了根。
元军的水师不是没有试图追杀，但怪事频发。
舰队一出海，不是风浪骤起，就是浓雾锁江，屡次无功而返。
大元铁骑能踏平欧亚，却偏偏镇不住这东海之水。
历史上的元朝海军，亦是如此。
说来奇怪，但其实也合理。
你拜长生天，妈祖凭什么保佑你？
也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海军司令，不是于谦岳父。
若有传说中的“蒙古海军司令”坐镇，或许能凭借威名镇住龙王！
对元廷而言，宋室余脉如跗骨之疽，虽不致命，却时时膈应，让人不得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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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忽必烈已无暇他顾。
他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回国内。
帝国的内部，正酝酿着比海上风暴更可怕的裂痕。
首要难题，是各部族如何共处。
前朝旧例无非辽之“南北面官”，或唐之“天可汗”体系。
辽制已被证明只会加深隔阂，不可用！
唐制亦不可用
难道昭告天下，传说中的金甲天神是唐朝士兵吧？
虽然唐军真的穿金甲
大元可以接受后人的说法，黄金家族是刘邦后裔。
但万万不可能接受黄金家族是唐军私生子后裔。
若自认唐军子孙，草原上的刀剑第一个就要指向大都。
所以大元朝廷默许“成吉思汗乃刘邦后裔”的说法流传。
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以柔化统治汉地。
毕竟“金刀之谶”传唱千年。
黄金家族以刀取天下，如何不算应谶？
然而这些都非根本。
矛盾不会因为蒙古人变成了汉人，就自己消失了。
内部矛盾虽大，但底层的民众之间其实并没有多少矛盾。
甚至于，底层蒙古人过的比汉人还惨。
他们被编入军户，世代为兵，需自备鞍马、刀箭、干粮，万里戍边。
为凑军资，卖田卖地，鬻妻卖子者比比皆是。
蒙古贵族还与汉人地主勾结，大肆兼并牧场农田。
失去草场的蒙古牧民，沦落为汉人田庄里的佃户，处境甚至比许多汉人农户更为凄惨。
一旦欠债，便可能被折算为驱口，也就是奴隶。
元律虽禁贩蒙古人为奴，但对“私相典卖”往往视而不见。
并且，他们被贩卖的规模甚至超过汉人贫民。
而且，元朝“四等人制”的优待，只针对蒙古贵族、勋臣和色目上层，底层蒙古人没有任何政治特权。
于是，荒诞却真实的景象出现了。
享有特权的蒙古贵族高居庙堂，而底层蒙古士兵与牧民却在贫寒中挣扎。
司法面前，蒙古人殴死汉人同样偿命。
而汉人地主打死蒙古佃户，却常能以罚金脱罪。
“汉军保大元，蒙古反大元”，看起来有些反常识，却是真实写照。
诚然，元朝也有很大的民族矛盾，但整个元朝最严重的矛盾，其实是阶级矛盾。
所以元末，有无数底层蒙古人投红巾，要干翻元朝。
阶级的裂痕，始终在吞噬着民族的界限。
在草原时，我是贵族的奴隶，要出去打草谷。
到了中原，我仍是奴隶，草谷还没的打，反倒要给汉人地主种地。
这仗，岂不是白打了？
当然，底层汉人也苦。
同样的怒火，也在汉人底层中燃烧。
元朝在汉地实行“官府统摄、包税人代理、士绅协作”之制，核心只有一条：“足额完税，不问其余”。
此法将基层权柄几乎尽数交由士绅，使其成了真正的“土皇帝”。
法律在“完税”二字面前，形同虚设。
诚然，内部矛盾深重时，本可对外征伐以转移视线。
可忽必烈如今环顾四野，打谁？
诸汗国虽早已离心，却同出一源。
征伐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