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国听了周铭的分析后，也十分忿怒：“咱们红旗分厂做收音机时，全靠自己摸索。”
“别说是省上、市上，就连江城县都没给过多少支持。”
“他们说得好听，把生产线搬到县国营机械厂是帮我们提高效率和产量，实际上还不是为了解决县厂的经营困难？”
“现在省上领导看咱们产品卖得好，一拍脑袋就想把梳理好的生产线和产品全拿走，这简直是杀鸡取卵！”
知青们个个义愤填膺——红旗牌收音机是他们的心血。
虽然很多核心零部件由周铭提供，但产品组装、外观设计、生产线整合、生产环节优化等，都是知青们徒手画图纸、一点点摸索出来的。
周铭见状，抬手示意大家冷静：“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别太生气。遇到问题，咱们解决问题。”
他早就料到，产品做得好，迟早会被上级盯上。
因此，他之前返回 2025年时，就已着手大规模采购生产机械手表的零部件，并考察小家电市场。
这个年代的“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相当于 2025年的家用汽车、空调、手机，是消费者的刚需。
周铭目前只做了“一响”（收音机），“三转”仍有机会。
其中缝纫机在 2025年不好采购，他便放弃了，但自行车和手表仍是暴利领域。
周铭分析，即便省上拿走收音机生产线或技术，也无需慌张，原因有三：
第一，省上拿走技术后，缺乏足够的科研实力和产业配套，搞不出收音机的关键零部件，比如高频三极管、中周变压器、调谐电容器。
届时省上遇阻，还得求助周铭，这部分利润仍会留在红旗分厂。
第二，目前以县国营机械厂名义销售收音机，利润分配主动权在周铭手中。
表面上红旗分厂和县厂有利润分成，但成本核算、账目操作都由周铭把控，赚多赚少他说了算。
若省上全面接管，利润分成的话语权就会削弱，单品收入可能降低，不过整体销量或许会提升。
第三，周铭不可能任由省上“空手套白狼”。
他早已计划以收音机技术为筹码，与省上相管领导谈判。
谈判的核心诉求很明确：争取全省供销社及国营商城的独家销售权。
他要求省上出具一个红头文件，允许红旗分厂以自己的名义，在全省各大供销社及国营商城上架除收音机以外的其他商品。
只要拿到这个红头文件，后续无论是卖手表、自行车，还是风扇、洗衣机等小家电，都能顺势铺开——毕竟周铭手中有 2025年的采购渠道，想买什么家电，直接通过拼夕夕采购即可。
省上相关部门若想自建生产线、把控所有品类，绝非一日之功，更关键的是缺乏技术支撑。
等省上反应过来，周铭早已赚得盆满钵满。
何况再过几年，国家会进一步放开民营企业政策，届时他完全可以抽出身单干。
即便江州营商环境不佳，也能投身深市的改革开放的浪潮，另寻发展机遇。
理顺思路后，周铭对蒋泽涛、杨建国说：“省上的决定，你们配合执行。该交的产业链、技术图纸，都按要求交付，让省上去‘生产’——他们能做出来算本事。”
不过，关于销售手表、电风扇等家电产品，以及后续以技术为筹码谈判的战略布局，周铭并未告知二人。
毕竟站位不同、分工有别，有些深层次的考量无需过多解释。
经周铭点拨，蒋泽涛一拍大腿：“对啊！咱们红旗牌收音机卖得好，靠的是技术，不是行政命令！”
“全国那么多收音机品牌，不少还是省厂生产、强制采购的，为啥只有红灯牌、沪市牌卖得好？还不是因为技术过硬，老百姓认可！”
众人分析后渐渐放下心来。
杨建国甚至开玩笑对蒋泽涛说：“涛哥，到时候省上领导说不定得请你去当总工程师，月薪 60块不说，还分房子！”
蒋泽涛哈哈大笑：“八抬大轿抬我都不去！”
玩笑归玩笑，准备工作必须到位。
周铭安排二人向工人做好解释，叮嘱大家即便收音机生产线后续搬至省上，也不要松懈——接下来还有机械手表的组装任务，难度比收音机更高。
他对蒋泽涛说：“过段时间让刘八一过来给工人培训，尽快掌握新产品的生产工艺。”
周铭安排完工作后，对蒋泽涛和杨建国嘱咐道：“对了，如果有领导找我，就说我身体不舒服，回家休息了。”
“考勤记病假，绩效工资不用发。”
蒋泽涛听了哭笑不得——周铭既是红旗分厂厂长，又是县国营机械厂副厂长，哪有人敢真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