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讲宏大的计划，没有提具体的推广方案。他只是在汇报，一个来自最基层的、半路出家的“观察者”，如何尝试用刚刚接触到的一点科学工具，去重新审视、测量、理解他熟悉的土地和庄稼，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更多的困惑和一点点“好像明白了些什么”的微弱曙光。
他讲得断断续续，时常卡壳，需要低头看笔记。术语用得生涩，描述带着浓厚的个人经验和比喻。逻辑算不上严谨，更多是一种基于观察的直觉和联想。但他讲得非常认真，每一个字都像是从泥土里抠出来的，带着汗水和困惑的重量。
当他终于说完，停下，有些无措地站在讲台后，等待评判时，房间里出现了短暂的、奇异的寂静。没有立刻响起的提问，没有惯常的点评。学员们神色各异，有的若有所思，有的微微皱眉，有的眼神里带着惊讶。高教授和方助?对视了一眼。
终于，高教授清了清嗓子，开口了。他没有点评李远汇报的“科学性”或“规范性”，而是看着李远，缓缓说道：
“李远同志的汇报，让我想起一句话：‘科学始于测量，但更始于惊奇。’”他顿了顿，“你带来的，不是一份完美的学习总结，也不是一个成熟的工作计划。你带来的，是一种在座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可能已经有些淡忘的东西——对土地、对庄稼最原初的、带着体温的‘惊奇’，以及在这种‘惊奇’驱动下，那种不顾自身知识匮乏、也要用最笨的办法去‘看’、去‘记’、去‘琢磨’的执着。”
他指了指李远手里的笔记：“你那本‘土洋结合’的笔记，价值不在于它记录了多少正确的结论，而在于它忠实地记录了一个求知者，在经验与科学、蒙昧与清明之间的艰难跋涉。你看到了现象，产生了疑问，并且开始尝试用科学的语言去描述、去分析这些疑问。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星火’的意义——让科学的思维和方法，在最朴素、最艰苦的土壤里，开始生根，哪怕最初的样子，是歪歪扭扭的。”
高教授的目光扫过其他学员：“你们很多人，有更好的基础，更系统的知识。但有时候，知识反而会让我们不自觉地戴上‘滤镜’，只看到理论框架内的东西，而对框架之外那些‘异常’、‘古怪’、甚至‘不合理’的现象，视而不见，或者轻易地用‘偶然’、‘误差’打发了。李远同志没有这个‘包袱’，他的‘惊奇’是新鲜的，他的观察是直接的。他提醒我们，农业科学的源头活水，永远在田间地头，在那些不断涌现的、挑战我们现有认知的新现象、新问题里。”
方助教也点点头，补充道：“李远提到的那几个案例，虽然初步，但都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小和尚头’的耐旱机制，‘特殊B苗’的极端胁迫形态，甚至那个‘菌玉米’的奇特互作，都可能指向一些尚未被充分认识的植物适应策略。把这些从田间带来的‘问号’，通过更严谨的科学方法变成‘叹号’或‘句号’，正是我们农业科研工作者的责任。李远同志，你回去后，要继续保持这种观察和记录的习惯，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尝试进行一些更规范的对比试验和取样分析。省院这边，也可以提供一些后续的咨询和支持。”
指导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也简单肯定了李远“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和探索精神。
提问环节，有几个同学提出了问题。有人问“小和尚头”在当地的具体分布和农户评价，有人对“特殊B苗”硬壳的显微观察细节感兴趣，还有人问起李家沟的土壤和气候概况。李远一一回答，虽然有些数据拿不准，但都尽力描述。周技术员甚至主动帮他补充了几句关于当地旱情和盐碱化程度的概况。
研讨结束，人群散去。李远还站在原地，手里紧紧攥着那本笔记，心里翻江倒海。没有预想中的嘲笑或严厉批评，反而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沉甸甸的肯定和指引。高教授那句“科学始于惊奇”，方助教说的“源头活水”，在他心里反复回响。他忽然明白，老师们肯定的，或许不是他学到了多少知识，而是他那种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未经雕琢的“求真”姿态，和试图跨越鸿沟的笨拙努力。
“行啊，李远！”周技术员走过来，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脸上是真诚的笑容，“讲得不错！实在！高教授那评价，够高的！”
吴干事也走过来，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和邮箱地址：“这是我一个在地区农科所搞病理的同学的联系方式。你回去后，如果真想研究那个‘菌玉米’的真菌，可以试着联系他，看能不能帮忙鉴定一下。就说是我介绍的。”
李远接过纸条，手有些抖，喉咙发哽，只能连连点头：“谢谢，谢谢周哥，谢谢吴哥……”
他独自走回宿舍。傍晚的风吹在脸上，带着凉意。省城的灯火依旧璀璨，但此刻看在他眼里，似乎不再那么冰冷和疏离。他仿佛看到，有一道无形的、微弱的“回响”，正从刚才那间研讨室，从他手中这本笔记，向着千里之外、那片生养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