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合力，在玉米地边挖了条浅沟，将积水慢慢引出。做完这些，身上早已湿透，沾满泥浆。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没有停的意思。
接下来的几天，雨时大时小，就是不肯彻底放晴。整个世界仿佛被按在了水里，潮湿，阴冷，憋闷。试验田里，每天都有一两株伤苗彻底倒下，黑色标记牌在雨水中颜色愈发沉暗。那两株“特殊苗”，A苗的断口出现了轻微的腐烂迹象，李远用草木灰小心翼翼地敷上。B苗泡在水里的时间最长，但奇怪的是，那圈硬壳似乎毫无变化，泡水的茎秆部分也没有明显软化腐烂，只是叶片更加蔫软。李远在记录本上详细描述了雨后变化，尤其标注了B苗“硬壳组织似乎有一定抗涝渍能力？”。
刘老蔫的玉米，在排水后，病状没有立即恶化，但也没有继续“好转”的迹象，只是僵持着，在连绵阴雨中苟延残喘。那几朵黑色的蘑菇，在潮湿环境中没有继续长大，但也没有脱落，像几个不祥的烙印。
就在这令人压抑的天气和不见起色的田情中，“星火计划”的第一次正式授课，却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激起了几圈超出李远预料的涟漪。
首先是那本小册子。不知怎的，李远在课堂上提到“农谚里有科学”的话，和那本粗糙的油印小册子，在一些村民中传开了。虽然大多数人字都认不全，但那上面的“口诀”他们是熟的。开始有人，尤其是上次听课的几个老汉，私下里找李远，或者找王技术员，问起那些口诀“到底是啥意思”。
“王技员，那个‘麦收隔年墒’，是说去年地湿，今年麦子就好？”一个老汉在村口遇到王技术员，搓着手问，眼神里是真切的困惑，“可去年秋里也没下多少雨啊？”
“‘有钱难买五月旱’，可今年五月旱成这样，麦子都快旱死了，咋办？”另一个跟着问。
王技术员耐心解释，尽量用大白话。李远在一旁听着，发现王技术员的解释虽然更“科学”，但有时候反而让老汉们更迷糊。比如“墒情”和“土壤有效水含量”，“控旺”和“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平衡”……老汉们听着，眉头越皱越紧。
这时候，李远会尝试插话，用他自己的理解，结合地里的实际情况来说。“就像……就像咱家存粮，去年仓库底下要是潮的，今年新粮放进去就容易坏。地也一样，去年秋天地里有底水，今年麦子刚种下去，根就有喝的，苗就壮实。”或者说：“五月旱，麦子长得慢，根就拼命往下扎，找水喝。根扎深了，后面六月下雨，它就能喝到底下的水，杆子也不容易倒。”
这样的解释，当然不严谨，甚至可能有问题。但奇怪的是，老汉们听了，往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似乎“明白”了一点。他们不懂“墒情”和“控旺”，但他们懂“存粮”和“根往下扎”。
李远发现了这个微妙的不同。王技术员的语言是“翻译”，试图将科学语言翻译成农民能懂的话。而他，似乎无师自通地，在用一种更原始的“土腔”——一种从土地经验中直接生长出来的、带着泥土和庄稼气息的比喻和类比——在与乡亲们沟通。这种“土腔”不精确，但似乎更容易被这片土地上的人“接收”。
其次，是关于种子。上次课李远提到“小和尚头”和“老红芒”耐旱耐盐，虽然没明说推广，但种子的事情还是悄悄传开了。先是刘老蔫，小心翼翼地问他，墙角那几棵“小和尚头”老种苗结的籽，能不能留一点，秋后想在自留地最差的一角试试。接着，又有两个上次听课的老汉，私下里打听“那陕北来的红芒麦种”，能不能匀几粒。
李远很谨慎。他知道这些种子数量极少，性状不稳定，而且陈志远明确说过，未经严格试验，不能扩散。他只能反复解释：种子少，还在试，不一定适合每家每户的地，而且可能产量低。但越是这么说，那几个老汉眼神里的渴望反而更强烈——他们本就不指望高产，他们只求在最赖的地里，能“见点绿”，“收一把”。这是一种在绝望边缘，对任何一点“可能”都死死抓住的本能。
李远最终没有答应给种子，但答应他们，等秋收，如果试验田里的这些“特殊”种子表现确实有点意思，他会向陈老师申请，争取弄到一点点，让大家“试一试”。这个承诺，让几个老汉千恩万谢。
最后，是关于“问”。以前村里人有了庄稼上的难题，要么自己硬扛，要么问像刘老蔫这样的老把式（虽然往往也解决不了），要么干脆认命。现在，似乎多了一个“可以问问”的地方——尽管这个地方只是个半大孩子，在破仓库里讲些半懂不懂的东西。但“星火计划”的牌子挂起来了，县里乡里领导来过了，这无形中给了李远一种微弱的、非正式的“权威感”。
开始有人，不一定是学员，在田间地头碰到李远，会顺口问一句：“远子，你看我这豆子叶子怎么黄一块绿一块的？”“远子，听说你能看土？帮我看看我家自留地这土，咋老不长菜？”
这些问题，李远十个有八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