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并未带来清爽。铅灰色的云层在日出后不久便彻底散尽，换上了一整块无边无际的、洗过般的、刺眼的湛蓝。没有一丝云，也没有一丝风。太阳像个烧透了的白炽火球，毫无遮拦地悬在头顶，将昨晚那点微弱的雨意蒸发得干干净净，只在干裂的土皮上留下几道迅速变浅、随即消失的水渍痕迹。空气像凝固了的、滚烫的糖浆，吸进肺里灼得生疼。这是比干热风更可怕的“晴热”，一种沉默的、持续的高温烘烤，能榨干土地和生命最后一点隐藏的水分。
李远手臂的伤肿消了一些，但一动还是牵扯着疼。脸上的淤青在日光下更加明显。但他顾不上这些，天不亮就和刘老蔫、王技术员回到了试验田。昨夜帮忙的乡亲们没有再来，田里恢复了往日的寂静，只有阳光炙烤大地发出的、几不可闻的“滋滋”声，以及远处村庄里隐约传来的、有气无力的鸡鸣犬吠。
田里的景象比昨天更清晰地呈现出创伤。被踩踏的区域，泥土板结成块，表面留下凌乱的脚印和棍棒戳捣的深坑。折断的幼苗横七竖八，有的已经彻底枯萎，呈现出一种绝望的灰白色。那些被砸碎的瓦盆残骸，在阳光下闪着锋利的、不祥的瓷光。倒下的牌子重新立起来了，但表面的划痕和凹坑在强光下无所遁形，像一张布满伤疤的脸。
“开始吧。”李远的声音有些沙哑。他拿出记录本，翻到新的一页。本子的边缘还沾着昨晚的泥点，已经干了，硬硬的。
他们没有先整理，而是先“记录”。这是李远提出的新想法——把这次破坏本身，作为一次额外的、严酷的“胁迫试验”来观测。王技术员起初觉得有些荒诞，但仔细一想，又不得不承认这思路的独特之处。是啊，在真正的田野里，灾害本就是试验的一部分，甚至是更重要的部分。
李远忍着臂痛，用还能活动的手，握着铅笔，开始绘制被破坏区域的示意图。他标注出脚印最密集、践踏最严重的地方，圈出瓦盆碎裂的位置，标记出每一株被明确毁掉的苗的编号和原处理（比如“限水-盆3”、“品种-豫麦18-对照3”）。他甚至试图分辨和记录不同破坏方式（踩踏、砸击、挖掘）对幼苗造成的不同伤害形态——是茎折、根断、还是整体倒伏。
刘老蔫和王技术员在一旁帮忙，指出他们记得的细节。这个记录过程缓慢而压抑，仿佛在给一具尸体做尸检。每记录下一处毁坏，李远心头就抽搐一下。但他强迫自己冷静，精确，像陈志远和小周操作仪器时那样。（这也是数据，是这片土地上真实发生过的数据。）他对自己说。
记录完破坏现场，他们才开始“抢救”。能扶正的苗，小心扶正，在根部培上湿润的细土（水是从远处沟渠一点点担来的，极其珍贵）。茎秆折断但还有皮肉相连的，用细麻绳和树枝做成微型夹板固定。根系裸露的，重新掩埋。那些被砸碎瓦盆里的土和苗，他们用筛子小心筛过，将还能辨认的、带点根的残苗挑出来，移栽到新找来的、大小相近的破瓦罐里，做好标记——“灾后移栽-原处理XX”。
这个工作更需耐心和巧劲。李远手臂不便，主要靠刘老蔫和王技术员操作，他在一旁指点、记录。汗水很快就湿透了三人单薄的衣衫，贴在身上，又被晒干，留下一圈圈白色的盐渍。没人说话，只有粗重的喘息和工具接触泥土的轻微声响。阳光毒辣，晒得人头皮发麻，裸露的皮肤像被针扎。
那两株“特殊苗”得到了格外仔细的照料。编号A苗（叶片断了一半）的断口，李远用烧过消毒的小刀做了平整的斜切，据说这样有利于愈合。编号B苗（茎基有硬壳）只是清理了糊住的泥土，那圈暗红色的硬壳在阳光下更加显眼，王技术员看了又看，啧啧称奇，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李远在记录本上详细画下了这硬壳的形态、位置、触感，并特别注明“邻近发现尖锐陶片，未伤及茎秆”。
清理到“品种对比”小区时，他们有了一个令人心痛的发现。那几株原本就长势最差、濒临死亡的豫麦18号对照苗，在昨夜轻微的践踏下，几乎全军覆没，没有一株值得抢救。而旁边的“老红芒”和“小和尚头”，虽然也被踩倒，但扶正后，大多还能勉强站立，尤其是“小和尚头”，那蜷缩的姿态似乎提供了一些缓冲，茎秆损伤反而不如“老红芒”明显。李远默默记下这个差异。（耐逆性，不仅体现在平时生长，也体现在抗损伤和恢复能力上。）这个认知，比任何书本上的定义都更深刻。
晌午最热的时候，他们才勉强清理完核心区域，个个筋疲力尽，嘴唇干裂。回到田埂阴凉处（其实也没什么阴凉），就着水壶里仅存的一点温水，啃着硬邦邦的杂面饼子。食不知味。
“远子，”王技术员灌了口水，忧心忡忡地看着恢复平静但依然破败的试验田，“这么一搞，原来的试验设计全乱了。数据链断了。陈工那边的新方案，还怎么执行？”
李远慢慢嚼着饼子，目光落在那些刚刚被扶起、在热浪中微微摇曳的伤苗上。“王叔，原来的试验是乱了。但咱们有了新的‘试验’。”他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