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瑞金站起来，走到窗前。“你去吧。教育整顿的事，你盯着。半年后，我要看到结果。不是过程，是结果。”
陈正明站起来，拿起帆布包。“沙书记，我会盯住的。半年后，您会看到结果。”
他走了。门关上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教育整顿正式启动后，陈正明几乎每天都泡在各单位督查。他先去省检察院，调阅了近三年的超期羁押台账。季昌明让技术处把所有数据导出来，打印了厚厚一摞。
陈正明一页一页地翻，把超期羁押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几个地区圈了出来。
“季检察长，这些地区的检察院，要重点督查。超期羁押不是办案人员不知道，是不想纠正。纠正了，就要放人；放了人，案子就没法办了；案子没法办，他们的业绩就受影响。他们的业绩重要，还是当事人的自由重要？”
季昌明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陈秘书长，您说得对。当事人的自由比办案人员的业绩重要。我会安排人去督查。”
然后陈正明去了省公安厅。赵东来已经上任了，办公室从公安厅搬到了省委政法委，但他还在公安厅挂了一个党委副书记的衔。陈正明到的时候，他正在开党委会，研究规范取证程序的实施细则。
“陈秘书长，您来了。我们在讨论同步录音录像的设备标准。全省各级派出所的设备参差不齐，有的有，有的没有；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要统一标准，需要财政拨款。财政拨款需要时间，时间不等人。”
陈正明看着他。“赵书记，设备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人的意识。没有设备的时候，办案人员靠笔录。有了设备，他们还是靠笔录。笔录可以改，录音录像改不了。他们怕的就是改不了。所以不是设备不行，是他们不想用。你用制度逼他们用，他们就会用。制度在，设备就能用起来。制度不在，设备再好也是摆设。”
赵东来点了点头。“我明白了。我起草一份规定，凡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同步录音录像。没有录音录像的，口供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这个规定，以省委政法委的名义下发。”
陈正明又去了省高院。分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姓王，五十多岁，瘦高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他把近五年进京赴省上访的案件清单递给了陈正明。
“陈秘书长，这是清单。一共一百三十七件。每件我们都复查过了，该再审的再审，该改判的改判，该赔偿的赔偿。但有些案件，当事人不服判，不是因为判错了，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不满意不是错，是不能改。不能改的，就要终结。终结了，他们就不上访了。不是不上了，是不能再上了。再上，就是无理上访。”
陈正明翻着那份清单。“王院长，终结不是目的。目的是让当事人满意。当事人不满意，终结了也没用。他们会换一种方式继续上访。写信、打电话、发邮件、找媒体。你能终结他们的案子，不能终结他们的嘴。嘴长在他们身上，他们想说，谁也拦不住。所以不是终结，是化解。化解了，他们就不说了。化解不了，说了也没用。”
王院长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陈秘书长，您说得对。化解比终结难。但再难也要做。”
教育整顿进行了一个月后，沙瑞金把陈正明叫到了办公室。
“陈正明，进度怎么样？”
“超期羁押的问题，全省排查出三百多件。已经纠正了两百多件，剩下的正在纠正。不规范取证的问题，全省排查出五百多件。同步录音录像设备已经采购了一批，月底前配发到基层派出所。信访积案的问题，全省排查出一百三十七件。已经化解了六十多件，剩下的正在化解。”
沙瑞金靠在椅背上。“进度不慢。但也不快。六个月的时间，你要把这些积弊全部清除，可能吗？”
“不可能。但能清除多少算多少。清除了，就不会再犯。再犯，再清除。清除一次，少一次。少一次，好一次。不是现在，是以后。以后不远了。”
沙瑞金看着他，沉默了很久。“你去吧。教育整顿的事，你盯着。半年后，我再看结果。”
陈正明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他走得很慢。教育整顿不是运动，是治病。治病不能快，快了会误诊。误诊了会死人。不是现在，是以后。以后不远了。
他回到办公室，坐下来，翻开笔记本，在今天的日期下面写了几行字。
“政法系统教育整顿启动。超期羁押、不规范取证、信访积案，三大问题。半年时间，能清除多少？不知道。但能清除多少算多少。清除了，就不会再犯。再犯，再清除。清除一次，少一次。少一次，好一次。不是现在，是以后。以后不远了。”
他合上笔记本。
窗外，天快黑了。他站起来，背起帆布包，走出了办公室。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