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胜，你知道林建国吗？”
马德胜的眼皮跳了一下。不是眨眼睛，是眼皮上端的肌肉微微抽搐了一下，像一根被拨动了的琴弦。这个动作很小，小到几乎看不见，但陈正明看见了。
“知道。绿藤市公安局的刑警，三年前死了。”
“他不是死了，是被害了。”老刘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重，重到像一块石头压在马德胜的胸口上，“林建国在调查你们公司的工程质量问题时，掌握了大量对你不利的证据。他在查到你之前，被人害死了。马德胜，这件事跟你有没有关系？”
马德胜的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像两只受伤的、蜷缩起来的虫子。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嘴唇张了张，又合上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说。声音比之前低了，也虚了，像一张被人揉皱了的纸，再也铺不平了。
老刘没有追问。他打开文件夹，从里面抽出林建国的笔记本复印件，翻到某一页，推到马德胜面前。
“这是林建国的笔记本。第三十一页，他记录了你公司承建的市民文化中心项目地基钢筋间距超标的问题。他查到了钢筋供应商是谁，查到了那份被篡改的检测报告，查到了你在验收环节做的手脚。这些东西，你认不认？”
马德胜低下头，看着那页纸。纸上的字迹工整清晰，一笔一划，像刻在石头上的碑文。他看了大概有十几秒，那十几秒里，他没有说话，没有动，呼吸都像是停止了。然后他抬起头，目光从老刘脸上移到陈正明脸上，又移到天花板上，最后落在那扇关着的门上。
“我要见我的律师。”他说。
“马德胜，你现在是留置期间，不能见律师。”老刘把笔记本收回去，合上文件夹，“你唯一能见的，就是我们。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你说了，对你有好处。你不说，我们也查得到。林建国查到的那些东西，我们现在都有了。你藏起来的那些东西，我们迟早也会找到。”
马德胜沉默了。他的双手在膝盖上攥紧又松开，松开又攥紧，像两条被丢在岸上的鱼，在做最后的、徒劳的挣扎。他的嘴唇动了好几次，像是在咀嚼什么没有味道的东西，每一次咀嚼都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像是要把某个卡在嗓子眼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的词硬生生地嚼碎，吞进肚子里，让它烂在胃里，永远消失。
老刘站起来，把文件夹夹在腋下，看着陈正明。陈正明也站了起来，把笔记本合上，贴在胸口的口袋里。两个人走到门口的时候，马德胜忽然开口了。
“林建国的事，跟我没关系。”
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跟空气说话。但老刘听到了，陈正明也听到了。
老刘没有回头。“跟你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说了算，是证据说了算。”
门关上了。锁舌卡进锁孔的声音很短，很轻，“咔嗒”一声，像一把锁被锁上了，又像一把锁被打开了。
陈正明走在走廊里，把那句话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咀嚼了一遍又一遍。“林建国的事，跟我没关系。”这不是否认，这是撇清。否认是不承认一件事跟自己有关；撇清是承认那件事存在，但不承认自己参与。马德胜说的是“跟我没关系”，不是“没有这件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前一种是说谎，后一种是恐惧。马德胜不恐惧林建国这个人，他恐惧的是林建国查到的那些东西。
晚上，陈正明在招待所的房间里整理当天的谈话记录。马德胜、张德胜、刘志强，三个人的谈话笔录摞在一起，已经有一指厚。他一页一页地翻，把他们每一次的回答、每一次的沉默、每一次的表情变化都标注出来。马德胜的沉默在延长，张德胜的否认在动摇，刘志强的强硬在一点点地消磨。他们都在等，等对方先开口，等专案组先放弃，等时间把一切冲淡。
但陈正明不想等。
他翻开笔记本，翻到那行小字。1991年7月15日，夜班，城西路口，黑色轿车，绿A·0327。这个车牌他还没有查，不是不想查，是在等赵达声说的那个时机。现在，刘志强已经被留置了，马德胜和张德胜也在审查中，林建国的案子被重新调查了。
时机到了。
他拿起电话，拨了赵达声家里的号码。电话响了三声，被接起来了。
“赵书记，我是陈正明。我想明天去公安局查那个车牌。”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明天早上你来我办公室拿条子。注意保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去查什么。”
陈正明挂了电话，把笔记本合上，贴在胸口的口袋里。
窗外的风还在呼啸，冬天的绿藤市，风是没有尽头的。它从北边来，穿过光秃秃的梧桐树，穿过空荡荡的街道，穿过纪委大楼的窗户缝，发出呜呜的声音，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哭泣。
他没有拉窗帘。他让那些风声、那些黑暗、那些没有答案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