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接着道：“李悝，秦晋法家的创始人之一，任魏文侯相时，提倡‘尽地力之教’，主张发展农业，调整租谷，创‘平籴’法，兼顾农人与市民的利益。丰年政府收购粮食，灾年平价卖出，防止谷贵伤民、谷贱伤农。他还收集诸国刑律，编成《法经》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是法家中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商鞅后来入秦变法，带的就是这部《法经》。”
扶苏笔尖一顿。李悝的《法经》，商鞅带到秦国，成为秦律的底本。这一点他倒是第一次听说。
“慎到，则是势派之宗。”李斯的语气带着几分敬意，指尖点在“慎到”二字上。“他提出‘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设立天子是为了治理天下，不是设立天下为了供奉天子。他强调治国以法为准绳，主张变法与处事都要看准‘势’的变化，让形势永远站在自己这边，以此控制变法、富国强兵。势不是天生的，是可以营造的。”
“申不害则是术派之宗。”李斯继续道，语气变得微妙起来，“他提出‘明法正义’‘任法而不任智’，要求君主依法治国，用法令管理国家。同时主张君主‘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掌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循名责实，明确君臣分工，更要‘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不暴露自己的好恶，防止臣下投其所好而篡权。你越让人看不透，臣子就越不敢糊弄你。”
”。这几个字，他需要好好琢磨。
说到此处，李斯顿了顿，飞快地抬眼瞥了一眼扶苏，眼中掠过一丝微不可察的纠结。他知道，接下来要说的商鞅，是秦国法家的根基，是秦孝公变法的总设计师，也是嬴政最推崇的法家人物。绝不能略过，但也不能讲得太随意。
他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语气更加郑重。
“商君商鞅，是法派之宗。他提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旧的传统；只要能使百姓得利，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主张变法革新，认为人的本性趋利畏罪，故而一方面制定完善律法治理黔首，一方面通过重赏立信，强推法令。徙木立信的故事，殿下应该知道——立一根木头在北门，说谁能搬到南门就赏十金，没人敢动；加到五十金，有人搬了，当场赏了五十金。从此秦国人知道，商鞅说话算话。”
扶苏听得认真，指尖在竹简上“商君变法”四字旁顿了顿，眼中闪过深思。商鞅是法家实践派的巅峰，他的变法让秦国从一个偏居西陲的小国变成了天下最强的国家。但商鞅的下场，也是法家最大的悲剧——被车裂，全家被诛。
李斯见状，心中稍定，却又想起最后一人，语气变得复杂起来。最后这个人，是他的同门师弟，是他一生中最深的纠葛。
“还有韩非。如果说商君是变法之法，慎到是讲法兼势，申不害是术为法用，那么韩非，则是法术势合。他认为法、术、势三者不可偏废，唯有三者并用，方能巩固君权、治理天下。韩非说：‘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君主行使法度要像天一样公正，使用臣下要像鬼一样莫测。公正则不被人非议，莫测则不被人困住。他把法、术、势熔为一炉，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书房内一时寂静，唯有烛火跳动的轻响。
扶苏放下笔，看着案上记满要点的竹简，目光从“管仲”扫到“韩非”，将法家三百年的脉络在脑中过了一遍。然后抬起头，看向李斯，问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廷尉所言，条理分明，我受益良多。只是——韩非之学，与商君之法，于大秦而言，有何异同？”
李斯闻言，眼中闪过一丝赞许。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处。商鞅和韩非，是法家两座高峰，一座是实践的巅峰，一座是理论的巅峰。两者的异同，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但扶苏问了，他必须回答。
他略一思索，躬身道，声音沉稳而恳切。
“商君之法，强秦之根基，重在‘法’。他以严刑峻法定规矩，让秦国人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耕战有功则赏，犯法有过则罚。赏罚分明，令行禁止。秦国从弱变强，靠的就是这套规矩。”
他顿了顿，继续道：“韩非之学，集法家大成，重在‘合’。他以法为基，以术驭臣，以势立威，三者并用，方能长治久安。商君之法能让秦国变强，但能不能让秦国的强延续下去？韩非认为，光有法不够。法管百姓，术管臣子，势管全局。三者缺一不可。”
他看着扶苏，语气诚恳，像是在向储君献上一把治国理政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