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连课本都让我卖掉了——七块钱，换了两碗拉面。
班主任看着我直摇头，叹着气说这孩子没救了，将来不是进工地就是进局子。
我听了心里冷笑，我那时候满脑子都是发财梦，就算当毒瘤，也得当个有钱的毒瘤。
十八岁那年冬天，奶奶在院子里扫雪，脚底一滑，摔断了腿。
拉到医院一算，手术加药费得三千多块。
我们家那时候连六百块都凑不出来，更别提三千。
晚上我躺在炕上，听见奶奶裹着厚被子偷偷哭，那声音闷在被窝里，像刀子一样往我耳朵里钻。
大姑在漠河开了好几家农家乐，生意红火。
我硬着头皮跑过去借钱。
大姑没说什么，把钱塞给了我。
可我后来在门缝里**到大姑夫说话，他说我是扫把星，说我们家是个破落户，那笔钱就当扔了喂狗，还让大姑以后少跟我们来往。
那天晚上，零下三十多度的漠河，我在村口一块大石头上坐了将近三个小时。
棉裤棉袄裹得再厚，风一刮就跟没穿一样。
手冻得攥不住拳头，可心里那团火反倒越烧越旺。
亲戚嘴里吐出来的那些话，把一个十八岁少年的骨头砸得稀碎，然后又重新拼了起来。
攥着借来的钱，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项君临，你早晚得让这些人刮目相看。
后来我就不上学了。
严格来说，我连初中毕业证都没拿到，勉强算个小学毕业生。
那三千块钱，除了给奶**手术费和买药，还剩了七百五十三块，我没吭声，偷偷藏了起来。
我用这笔钱继续收铜钱，还往邻村跑，收瓷器、收银元。
农村人大多只认银元，觉得那个是实打实的银子。
至于那些瓶子、碗盘，什么粉彩什么青花，他们不懂，也没兴趣。
我花一百块收了一对清末的洋蓝鸡毛大掸瓶，又花了不到两百块买了几件民国粉彩仕女图小盐罐，一百八收了三个清中期的民窑青花碗——可惜品相不行，碗底都有鸡爪纹，冲线也明显，一看就是没好好保存过的。
我兜里揣着一个小布袋，里面装了大概两百多枚铜钱。
大部分是宋代的，也有清朝的，光绪、乾隆、道光、皇宋、元丰这些年号最常见。
这种存世量大的钱币，我心里清楚卖不上价。
最让我惦记的是三枚品相完整的雍正通宝，听说能值点钱，可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具体行情。
买完那些瓷器，我身上就剩两百四十块钱。
那会儿普通工人工资一个月也就三百出头。
有个关系不错的女同学帮了我一把，借给我两个三十寸的大拉杆箱。
十一件瓷器，一堆铜钱，我裹了好几层被褥，怕路上磕碎，又塞进去一堆泡沫。
最后，两个大箱子塞得满满当当，后背还压了个双肩包。
奶奶觉得我这是胡闹，说我白让她养了。
大姑也听说了，村里人背地里没少指指点点。
顶着这些白眼，忍着那些不理解，腊月十七那天早上，我带着收来的东西离开了漠河。
我琢磨着，北京人最有钱，收来的古董自然要卖给北京人。
再说，潘家园那个地方，我早就想去看看了。
漠河到北京没直达车，得先坐火车到四平，再转车去北京西站。
全程两千多公里，硬座要坐五十多个小时。
为了省钱，我买了最便宜的票。
左右手各拖一个大箱子，后背勒着双肩包，头发油腻，穿着也土气。
站台里的人来来往往，有人朝我这边看，小声嘀咕着什么。
这是我头一回坐火车，还是自己一个人。
买完车票，身上连一百块都不到了。
如果东西卖不出去，我连回去的车票都凑不齐，更别提吃饭。
火车上盒饭贵得吓人，我舍不得花那个钱。
拿随身的杯子去接热水喝，实在饿得胃里发慌，才去买了一袋两块五的麻花。
头一回进北京，看什么都新鲜。
连车站里那个安检机，我都是第一次见。
我那时候年纪不大，但不怕跟陌生人搭话。
我跑去问售票的小姑娘怎么去潘家园，她人挺好的，告诉我坐地铁，还说了在哪儿换乘。
从北京西站上九号线，到六里桥下车换十号线，坐到潘家园站。
还好我记性不差，没绕太多冤枉路。
那时候地铁两块钱随便坐，不出站就没人管。
走出地铁口，人行道上铺着防滑的坑洼砖。
我背着包，拖着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