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院的阿姨们总说我是幸运的，因为像我这样“来路不明”的孩子很少能被好人家收养，他们说我的养父母，林教授和她的丈夫是难得的好人，大学教授，家境优渥，只是无法生育。
“欧姆，你要感恩。”
福利院的张阿姨每次见我都要捏捏我的脸蛋，她手上的老茧刮得我皮肤生疼：“多少人想被这样的家庭收养都没机会。”
三岁的我点点头，乖巧地回答她道：“我会的，张阿姨。”
我的声音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激不起任何波澜。
我知道该说什么话能让大人们满意，从记事起，我就懂得观察和模仿，福利院的其他孩子哭闹时，我安静地坐在角落；他们争夺玩具时，我默默地看着。
也许正是这份异常的安静和那双“过于聪明”的眼睛，让林教授在众多孩子中选中了我。
“这孩子不一样，”后来林教授告诉我她第一次见到我时的情景，“你当时坐在窗边，阳光照在你白得几乎透明的皮肤上，像个小天使。其他孩子都在吵闹，只有你，安静地看着一本图画书，虽然是倒着拿的。”
“但我能看懂，”七岁的我依稀没忘记幼年的场景，平静地回答她道，“倒着看更有趣。”
林教授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
她有一双温暖的手，抚摸我的头发时总是轻轻的，生怕弄疼我似的。
她是真心爱我的，这一点我能感觉到。
不像我的养父周教授，他总是用审视的目光打量我，仿佛我是什么需要被研究的标本。
我们住在大学城的教授楼里，一栋三层的小洋房，院子里种着林教授精心照料的花草，我时常观察它们。
而我的房间在二楼，窗户正对着校园的一片小树林，夜里，我能听到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像某种秘密的低语。
小学开学的第一天，我就成了异类。
“看那个新来的，白得像鬼一样！”
一个胖男孩在操场上指着我挤眉弄眼地大喊。
其他孩子哄笑起来。
我站在原地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我的皮肤确实白得不正常，近乎透明的苍白下能看到淡青色的血管，这是福利院阿姨们说的“基因编辑婴儿的特征”，虽然当时我并不完全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胖男孩见我没有反应，恼羞成怒地推了我一把。
我踉跄了一下，但没有摔倒。
我只是看着他，用那种让大人们不安的眼神。
“怪胎！”
他咒骂着，又推了我一下。
这次我摔倒了，手掌擦在粗糙的水泥地上，火辣辣地疼。
但我没有哭，甚至没有皱眉。
我只是慢慢爬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
“你为什么不还手？”
放学后，班主任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她看着我手上的擦伤，眉头有些紧锁。
“还手会改变什么吗？”我反问她。
李老师愣住了。
她大概没想到一个七岁的孩子会这样回答。
她叹了口气，摸了摸我的脑袋：“欧姆，有时候你需要学会保护自己。”
我点点头，但心里知道这毫无意义。
那些孩子欺负我不是因为我软弱，而是因为我不同。
而不同是无法改变的。
那天晚上，林教授发现了我手掌上的擦伤。
她蹲下身，轻轻握住我的手腕，眼睛里闪烁着我看不懂的情绪。
愤怒？心疼？或许都有。
“谁干的？”她的声音非同寻常地低沉。
“不重要。”我没有看她。
“欧姆…”
“真的不重要，妈妈。”
我很少叫她妈妈，这个词从我嘴里说出来总是生涩得很。
但每次我这样叫，她的眼神就会柔软下来，像融化的黄油。
林教授叹了口气，拿出医药箱给我消毒。
棉签沾着碘伏擦过伤口时，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你从来不哭，”她轻声道，“从我们领养你那天起，我就没见你哭过。”
“哭有什么用呢？”我反问她，“眼泪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林教授的手停顿了一下，她看着我的眼睛，似乎想从中看出些什么。
但我的眼睛像两潭死水，平静得可怕。
周教授很少在家。
他是生物工程系的主任，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实验室里，偶尔回家也总是带着一堆文件和标本。
他对我的态度很奇怪，不是不友善，而是一种保持距离的观察。
有时我半夜起来上厕所，会发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