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相干？”我皱了皱眉。
“对。就像是在一个正在发生地震的房间里玩多米诺骨牌，无论你的手多稳，骨牌都会倒。”陆景行转过身，看着我，“沈清，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缓冲策略，必须在界面处强行抑制声子模的能量交换。”
我脑子里掠过无数种材料组合，却总觉得差了那么一点逻辑上的闭环。
回到办公室，我翻开了那本已经被翻得有些起毛的沈明轩笔记。
在多层界面那一章的背面，有一行用红笔划出的、极其模糊的标注。那显然是沈明轩在某个深夜随手记下的灵感，笔迹有些凌乱，甚至还带着一点干掉的咖啡渍。
【退相干时间的延长，本质上不依赖于宏观降温，而依赖于界面声子模的有效抑制。如果能构建一种非对称的应力势垒……】
我盯着那行字，感觉脑子里的某个逻辑开关被猛地拨动了。
我拿起马克笔，快步走进会议室，在白板的空白处画出了一个新的方案框架。
“非对称应力势垒。”我头也不回地对身后的团队成员说，“我们不直接去对抗晶格振动，我们用一种非对称的结构，把那些干扰量子相干的声子‘过滤’掉。”
陆景行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他看着白板上的示意图，眼神里的光一点点亮了起来。
“这个思路……在物理逻辑上是自洽的。”他低声自语，随即立刻坐回电脑前，“沈清，给我具体的层间参数，我现在重跑一遍模拟。”
就在我们试图从困境中突围的时候，外界的竞争信号却像是一场不请自来的寒流。
国际量子信息会议的远程直播间里，一个熟悉的名字出现在了报告人名单上。
麦卡伦工业资助的一个联合研究组，刚刚发布了一项关于拓扑量子比特界面调控的阶段性成果。
报告厅的大屏幕上，对方展示的实验方案与我们目前正在推进的方向有着惊人的相似度。虽然他们在工艺稳定性上看起来还有些挣扎，但那庞大的实验资源规模和数据量，简直是在用烧钱的方式强行缩短研发周期。
“沈工，你看这组数据。”杭嘉叶指着直播截屏，语气里带着掩盖不住的焦躁，“他们的技术路线跟我们重合度超过了60%。麦卡伦这帮人是不是在我们实验室装了监控？这追得也太紧了。”
我看着屏幕上那个意气风发的报告人，对方背后的PPT上赫然印着麦卡伦工业的巨型Logo。
① 直接反应：这种被人在背后如影随形跟着的感觉，确实不大舒服。
② 理性分析：科学发现本身就有其必然性，既然我们能想到这个方向，麦卡伦那种体量的巨头没理由想不到。他们现在拼的是资源，我们拼的是路径的精准度。
③ 实用结论：让他们追。在迷宫里，跑得最快的人如果选错了路，只会最快撞上死胡同。
“把这份报告存档。”我平静地对杭嘉叶说，“对比一下他们的工艺参数和我们的区别。他们在工艺稳定性上仍有待突破，这说明他们的方向虽然对了，但‘精度’还没到那个临界点。”
“可是沈工，他们的实验资源是我们的好几倍，万一他们靠暴力破解先跑通了呢？”杭嘉叶还是有些不甘心。
“他们在追，但追的方向比速度重要。”我关掉了直播窗口，转头看向正在疯狂敲击键盘的陆景行，“量子计算领域，没有‘差不多’这个选项。差一个数量级，就是0和1的区别。”
陆景行没有参与我们的讨论。
接下来的三周，研究中心的数据输出依然是一片死寂。
每一轮新的样品送进低温实验室，换来的都是同样平坦的曲线。杭嘉叶已经开始在实验室的角落里摆放一些奇怪的吉祥物了，林薇则变得越来越沉默，每天除了盯着仪表盘，几乎不发一言。
这种持续的高压状态，让整个团队的熵值都在不断升高。
直到那个深夜。
凌晨两点半，我正趴在办公桌上，试图在一堆失效的界面光谱中寻找某种微弱的规律。手机屏幕突然亮了一下，是陆景行发来的消息。
没有文字，只有一张截图：一串极其复杂的坐标，以及一个被标注为红色的、突兀的极值解。
我愣了一秒，随即猛地站起身。
三分钟后，我出现在了超算中心的机房门口。
陆景行坐在那一堆嗡鸣的服务器中间，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显得有些惨白。
“我重新推导了界面量子相干的理论边界条件。”他指着屏幕上那个窄得近乎看不见的尖峰，“之前我们假设的耦合参数范围太广了。真正的解，隐藏在这个被忽略的极值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