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步，忽然转身问道：
“多少艘船？每艘能载多少人？谁负责海上救援？谁来检查身份？他们抵达以后住在哪里？”
没人回答天幕中的这些问题，他便烦躁地敲了敲桌沿。
“总统可以用一句话打开大门，海岸警卫队、港口、警察和地方政府却要处理走进来的每一个人。
热情若没有行政能力支撑，很快就会变成码头上的混乱。”
他尤其在意卡特先公开谈论人权和自由，随后才逐步创建筛查与运输秩序。
在罗斯福眼中，这个顺序极其危险。
来自古巴的普通家庭、政治异议者、罪犯和情报人员可能同时混在船上，海面上还有大量缺乏安全设备的私人船只。
“先宣布欢迎，再询问究竟来了多少人，等于先跃上马背，随后才检查马鞍有没有系紧。”
罗斯福认可《古巴调整法》所体现的政治目的。
让古巴移民在美国生活、工作，向海峡另一侧展示两种制度下的不同命运，确实是一种有力的竞争手段。
然而，听见这项政策可能主要希望吸引技术人员、商人和受过教育者时，他露出了理解的神情。
“吸收一个敌对政权最有能力的人，比夺走它几艘军舰更有效。
人才进入美国，携带的还有经验、关系和对原政权的失望。”
当天幕转向秘鲁使馆里那些衣着普通、拖家带口的人，他又沉默了片刻。
这场危机已经超出吸引精英的计划 真正准备离开的，是一个横跨各种阶层的庞大人群。
罗斯福缓缓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
“美国既然把自由说给全世界听，就必须准备面对真正相信这句话的人。
来者不会全是教授、工程师和企业家，其中会有老人、病人、穷人，也会有需要严密看管的危险人物。”
他重新戴上眼镜，挺直肩膀。
“接纳值得保护的人，拒绝真正的罪犯，让运输保持秩序，再要求其他美洲国家共同分担。这才称得上强国的行动。”
对于卡特的人权理想，他带着敬意，也带着鲜明的不耐烦。
“善意值得赞扬。善意若缺少准备，最后会让难民、美国公民和总统本人一同付出代价。”
克里姆林宫的灯光冷冷照在长桌上。
斯大林叼著烟斗，听见美国向希望离开古巴的人表示欢迎时，眼皮几乎没有动一下。
“美国人找到了机会。”
他的声音低沉而平静。
在斯大林眼中，人权、自由和庇护都属于宣传战的语言。
美国允许古巴人进入，既能获得劳动力，也能把每一名离境者包装成社会主义失败的证人。
船只尚未启航，政治意义已经先一步跨过佛罗里达海峡。
“他们接走一万人，便能向全世界展示一万人逃离革命。
接走十万人，这十万人就会成为十万份宣传材料。”
他对《古巴调整法》的特殊待遇尤其敏感。
普通移民需要经历漫长审查，古巴人却拥有更便利的身份调整通道，这在他看来显然服务于冷战竞争。
“美国希望得到工程师、医生、军官和熟悉古巴机构的人。
每一个离境的专家都会削弱哈瓦那，同时加强迈阿密。”
当画面把卡特描述成受人权理念驱动的总统时，斯大林嘴角浮出极淡的冷笑。
“一个大国很少只凭怜悯行动，怜悯适合写进演说，国家利益负责决定船驶向哪里。”
【消息传到哈瓦那之后，卡斯特罗感到非常愤怒，他决定采取一项极端的回应措施。1980年4月20日，卡斯特罗发布了新的政令：
古巴政府将开放位于哈瓦那海岸的马列尔港，所有国民都可以从这个港口不受审查地离开国境。
正当美国方面对此感到意外的时候，卡斯特罗又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
他下令打开国内所有的重刑犯监狱和精神病院，将里面的人员全部无罪释放。
这些人被释放时收到的指令是：既然这些人无法融入古巴社会，那么现在他们可以去他们想去的地方了。
一时间，古巴国内的杀人犯、盗窃犯、黑帮成员以及精神病人，都纷纷前往马列尔港。
考虑到这些人刚到美国可能会遇到困难，古巴政府甚至为他们伪造了律师和医生等职业的身份证明文件。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这些来自古巴的人开始了大规模迁移。
从1980年4月到10月，超过十五万人从古巴抵达迈阿密，其中包括三万名古巴罪犯，以及两万五千名经由古巴转运而来的海地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