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松动不是剧烈的、突然的，而是缓慢的、渐进的。但它真实存在，并且可以测量。
一、早市的变化
第一个明显的变化，出现在早市。
寒晓东在集体治疗后的第三天早上，再次来到早市观察。他注意到，居民之间的交易互动，开始出现了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元素。
一个卖菜的大婶，在顾客付钱后，多说了一句话：“今天的菜很新鲜，是你家孩子爱吃的吧？”顾客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是啊，我家那小崽子，就爱吃这个。”两人相视一笑，那种笑容，不再是模式化的礼貌性微笑，而是带着真实温度的、发自内心的笑。
寒晓东在笔记本上记录：“早市，观察到三起非必要对话。对话内容涉及个人生活，带有情感色彩。交易时长平均增加了十五秒。”
二、水井旁的对话
第二个变化，出现在水井旁。
寒晓东在集体治疗后的第五天早上，来到水井旁观察。他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正在打水，另一个妇女走过来，没有像往常一样默默地排队，而是主动开口了：“张姐，你家孩子昨天放学回来，好像挺高兴的。”
被称为张姐的妇女抬起头，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是啊，他说韩老师上课很有趣。他好久没有这么高兴过了。”
“那就好。”另一个妇女说，“我家孩子也说，韩老师跟以前的老师不一样。”
两人聊了几分钟，直到打完水才分开。那种自然的、随意的对话，在以前的水井旁，从未出现过。
三、老榕树下的笑声
第三个变化，出现在老榕树下。
集体治疗后的第七天下午，寒晓东来到老榕树下。他看到那些下棋的老人，仍然在按照固定的模式下棋。但不同的是，他们开始说话了。
一个老人走了一步棋，然后抬起头，对对手说：“老李，你这步棋走得不错啊。”对手笑了：“跟你学的。”两人相视而笑，那种笑声，在以前的老榕树下，从未听到过。
寒晓东在笔记本上记录：“老榕树下，观察到四次非必要对话。老人之间的互动，增加了情感表达的元素。下棋的间隙，开始出现闲聊。”
四、家庭中的变化
除了公共场所的变化，寒晓东还注意到，居民家庭内部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刘翠芳告诉他，她丈夫开始主动跟她说话了。虽然话仍然不多，但语气中多了一份温度。有一天晚上，丈夫突然问她：“你今天开心吗？”她愣住了，然后哭了。那是她丈夫几十年来，第一次问她这个问题。
陈师傅告诉他，他儿子从外地打电话回来了。以前，父子俩的通话从来不超过两分钟，内容永远是“吃了吗”“吃了”“注意身体”“知道了”。但这一次，儿子主动问他：“爸，你最近还好吗？”陈师傅说：“挺好的。”然后，他犹豫了一下，补充了一句：“我想你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儿子说：“爸，我也想你。”
五、数据的印证
寒晓东将观察到的变化，与李维民原始数据中的基线数据进行了对比。
对比的结果显示，居民行为模式的标准差，已经从实验结束时的0.21，上升到了0.35。虽然仍然远低于正常人群的水平，但上升的趋势是明显的、持续的。
“这个上升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陈墨在分析数据时说，“按照这个趋势，如果继续保持目前的干预强度，大约需要两年时间，居民的行为模式标准差就能恢复到正常范围的下限。”
“两年……”寒晓东重复道，“比雾镇要快。”
“因为清河镇的实验方式，虽然更加彻底，但也更加脆弱。”陈墨说，“低强度渗透模式的优势，是不易引起反抗。但它的劣势是，一旦被识破，解除起来也更加容易。因为居民们没有形成对实验者的仇恨和恐惧，他们只是习惯了某种生活方式。”
六、松动的原因
寒晓东分析了行为固化模式松动的原因。
他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集体治疗聚会，为居民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情感表达环境。当他们看到别人也在表达情感时，他们自己的情感表达欲望也被激发了。
第二，四位辅导员的转变，起到了示范作用。居民们看到，刘翠芳、陈师傅、张小梅、李老师都变了，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快乐了。这种示范效应，促使更多的人尝试改变。
第三，行为暗示解除编码的应用，削弱了固化模式的自动运行机制。当居民们开始意识到那些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