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林默涵指尖抚过照片背面的海燕,声音轻得像一阵风,“我回来了,可我还没能力接你回家。”
车子拐进一条僻静的街道,停在一栋老式的唐楼前。阿成下车,替他拉开后座门:“到了,这里是我们的安全屋,你先养伤,组织上会安排医生过来。等你的伤好了,就安排你经澳门回大陆。”
林默涵点点头,扶着车门下车,脚步有些踉跄,却依旧站得笔直。他抬头看了一眼唐楼的窗户,窗帘拉着,透出一点昏黄的光,像大陆老家的灯火,暖得让人想掉眼泪。
“阿成,”他忽然开口,“帮我给台北狱中的明月带句话。”
阿成停下脚步,看着他。
“就说,”林默涵一字一顿,声音涩得发哑,“海燕已经归巢,等春风渡海峡,我来接她回家。”
——
台北,东本愿寺监狱。
1955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晚,三月的台北还浸在阴冷的雨雾里,监狱的高墙爬满青苔,铁窗上的锈迹被雨水冲刷得斑驳,像一张张哭丧的脸。
陈明月靠在冰冷的墙根,左腿的枪伤早就因为狱中的酷刑溃烂,化脓的伤口流着黄水,沾着破烂的囚服,每动一下,都像有无数根针在扎。她的头发散乱地垂在肩头,脸上没有半点血色,只有那双眼睛,亮得像暗夜里的星子,望着铁窗外的天,没有 focus,却始终带着一点笑意。
她在墙上画海燕。
用指甲,一点一点地划,划得指尖渗血,血珠落在青砖上,晕开一小片暗红,像极了当年在高雄阁楼里,他给她包扎伤口时,纱布上洇开的血。
这只海燕已经画了三天。
第一天,她画了海燕的头,尖尖的喙,像他发报时瘦削的下颌。
第二天,她画了海燕的翅膀,张开的弧度,像他在松山机场翻窗时,风衣扬起的模样。
第三天,她画了海燕的尾,分叉的形状,像他教她用茶勺敲杯沿时,指尖的弧度。
牢门被“哐当”一声推开,两个狱警拖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进来,扔在她对面。那人已经没了气息,是前几天和她一起被捕的交通员,老郑。
老郑的脸上全是烙铁烫过的痕迹,手指被掰断了好几根,胸口有一个深深的枪洞,血已经流干,眼睛却还睁着,像在看着什么很远的地方。
陈明月的呼吸猛地一滞,指尖掐进掌心,疼得她眼前发黑。
她认识老郑,是1949年跟着组织一起来的台湾,在高雄的时候,老郑总给她送刚蒸好的番薯,说:“陈妹子,你太瘦,多吃点,才有力气帮沈先生干活。”
后来白色恐怖席卷全岛,老郑负责传递高雄和台北之间的情报,每次路过盐埕区的公寓,都会在楼下学两声布谷鸟叫,然后塞给她一个纸包,里面是刚买的半导体零件,或是一小包白糖。
再后来,张启明叛变,老郑被捕,受尽酷刑,却始终没吐出一个字。
“看到了吗?”狱警踢了踢老郑的尸体,声音阴冷,“这就是跟地下党作对的下场。你再不说沈墨的下落,明天,你就是下一个。”
陈明月抬起头,看着狱警,嘴角慢慢扯出一抹笑,声音轻得像一阵风,却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坚定:“沈墨?我不认识什么沈墨,我只认识我的丈夫,陈文彬,他是个做颜料生意的,早就回大陆了。”
狱警一巴掌抽在她脸上,扇得她脑袋偏向一边,嘴角瞬间溢出鲜血。
“还嘴硬!”狱警一把揪住她的头发,把她的脸按在墙上,正好按在她画了一半的海燕上,“你以为你画这些东西,就能等到他来救你?别做梦了!沈墨早就跑回大陆了,他根本不在乎你死活!”
陈明月的脸贴着冰冷的青砖,青砖上的灰土蹭进她的嘴角,咸涩的,像眼泪的味道。她看着墙上那只只有半边的海燕,忽然想起那个雨夜,山洞里,他给她包扎伤口,她的血滴在他的白衬衫上,像开了一朵朵红梅。
他说:“明月,等任务结束,我们回大陆,我带你去看西湖的荷花,去吃老字号的桂花糕。”
她说:“好,要带我去吃最甜的那家。”
他笑了,眼底的温柔像化不开的蜜,说:“好,最甜的那家,管够。”
后来他们没等到任务结束,就暴露了。
他在逃亡前,把她藏在台北郊区的一个破庙里,给她留了半袋干粮和一把勃朗宁手枪,说:“等我回来接你,最多三天。”
可三天后,来的不是他,是特务。
她开枪打伤了一个特务的腿,没来得及逃,就被包围了。被捕的时候,她把发报机零件吞进肚子里,特务搜了半天,什么都没搜到,只能把她关进监狱。
在狱中,特务对她用了各种酷刑,电刑、老虎凳、滴水刑,她咬着牙,没说出半个字。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他不暴露,只要情报能送出去,她死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