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茶杯
凌晨五点十七分，机要室的门被推开了。
这次进来的不是副官，是第三处的行动队长老周。他四十多岁，矮壮结实，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延伸到颧骨的刀疤——那是抗战时期留下的。他身后跟着两个行动队员，都穿着便装，但腰间鼓鼓囊囊的，显然带着家伙。
江一苇抬起头。
“周队长？“
“江秘书，例行检查。“老周的声音粗哑，但态度不算恶劣，“处座的命令，所有机要人员的私人物品都要登记造册。“
江一苇的目光落在老周手里的物证袋上——一个透明的塑料袋，专门用来装证物的。
他的茶杯就在桌角，杯口朝下，倒扣着。
“我的茶杯？“
“对。所有个人物品，包括茶杯、文具、私人物件，都要登记。“老周走到桌前，看了一眼那只白瓷茶杯，“这是你的？“
“是我的。“
老周伸出手，指尖捏住茶杯的杯沿——他没有翻过来，没有碰杯底，而是连杯带底一起托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物证袋里。
江一苇看着那只茶杯被装进塑料袋，封口被密封条封死。他的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像一面鼓，但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还有别的吗？“他问。
“暂时就这些。“老周把物证袋提在手里，朝门口走了两步，忽然停住了。
他转过身，看着江一苇。
“江秘书，“他的声音压低了，“你哥哥的事，我知道一些。“
江一苇的手指在桌面上微微一顿。
“1947年上海，江一山。我有个堂兄当时在警备司令部当差，参与过那次行动。“老周的声音很轻，轻到只有两个人能听到，“你哥哥不是死于肺结核。他是被活活打死的。三百鞭子，鞭鞭见血，打到第一百八十鞭的时候，他还在喊口号。“
机要室里安静得能听到挂钟的秒针走动声。
“周队长，“江一苇的声音很平静，“这些事，和我的茶杯有什么关系？“
老周看了他一眼，那道刀疤在灯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
“没什么关系。“他转身走了，“例行检查而已。“
门关上了。
江一苇慢慢低下头，看着桌面上茶杯原来所在的位置——那里留下了一个浅浅的圆形水渍。
他想起了哥哥。
江一山，长他十二岁，1945年加入中国地下党，1947年在上海被捕，死于狱中。他死的时候，江一苇十五岁，正在读初中。母亲抱着那张“肺结核病逝“的死亡证明，哭得昏死过去三次。
他一直知道哥哥是怎么死的。
他也一直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进军情局。
不是为了“效忠党国“。是为了离敌人最近的地方，做最危险的事，替哥哥——替千千万万个像哥哥一样的人——讨一笔债。
而现在，他的茶杯被拿走了。
那道裂纹，那道像“淑“字的裂纹，在茶水浸泡下会变深。魏正宏只要往杯里倒一点水，就能看到。
他闭上了眼。
五、水渍
魏正宏的办公室里，物证袋被放在了台灯下。
那只白瓷茶杯静静地躺在塑料袋里，杯口朝下，釉面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从外面看，它和千万只普通的白瓷茶杯没有任何区别——圆口、细颈、薄胎，是台湾本地窑场烧制的普通货色。
魏正宏戴上一副白手套，把物证袋拿起来，对着灯光翻转。
杯底朝上。
他眯起了眼。
杯底的釉面上有一道极细的裂纹。裂纹的形状——如果不仔细看，就是一道普通的磕痕。但如果盯着看久了，就会发现那道裂纹的走向确实像是一个“淑“字。
“处座，这——“副官凑过来看了一眼，“像个字？“
“像。“魏正宏的声音很轻，“像一个''淑''字。“
他把物证袋放在桌上，从抽屉里拿出一瓶蒸馏水，拧开瓶盖，隔着塑料袋往杯底的方向滴了几滴水。
水顺着塑料袋的内壁流下去，渗到杯底，浸入了那道裂纹。
裂纹的颜色变深了。
从几乎看不见的白色，变成了浅灰色，然后是深灰色，最后变成了一道清晰的、深褐色的线条——
“淑“字。
不是像。就是。
魏正宏把物证袋放下，摘下了手套。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兴奋。那种猎人终于看到猎物走进陷阱时的、纯粹的兴奋。
“传令，“他对副官说，声音平静得像在念一份菜单，“江一苇，即刻逮捕。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