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时了。

    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时代本身。非洲人民不再愿意被外人支配，而南盟只是顺应了这个趋势。”

    “那么，南盟在非洲就没有利益？”马尔罗反问。

    “当然有。”武振邦非常坦诚，

    “我们需要资源，需要市场，需要合作伙伴。但我们的合作原则是主权平等、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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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驻军，不干涉内政，不附加政治条件。

    这不是道德优越，而是务实。因为只有这样的合作，才能持久。”

    马尔罗再次沉默。

    他意识到，武振邦说的每一点，都是法兰西在非洲做不到的。

    不是不愿意，而是体制和历史的惯性使然。

    “那么，我国和南盟之间，有没有合作的空间？”马尔罗终于问出了核心问题。

    武振邦笑了，那是一种真诚的、不带任何算计的笑容。

    “当然有。世界很大，容得下贵国和南盟共同发展。

    我们可以合作开发非洲的基础设施，可以在新能源领域技术共享，可以在文化层面深度交流。

    只要你们愿意放下‘宗主国’的架子，以平等的姿态与我们对话。”

    他顿了顿，补充道：

    “马尔罗先生，我从不认为贵国是敌人。甚至我从没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是我的敌人。

    相反，我认为法兰西是欧洲最有可能与南盟建立长期伙伴关系的国家。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不是某个国家，而是贫困、疾病、愚昧和环境恶化。这些才是人类真正的挑战。”

    马尔罗走出书房时，天已经黑了。

    他没有拿到任何具体的协议，没有签下任何文件，但他带走了一个全新的认知：

    南盟的领导者，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精于算计的商人，而是一个有着宏大视野和坚定信念的战略家。

    他决定，回去后要说服戴高乐，改变对南盟的政策。

    1969年春，巴黎。

    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行国宴，正式邀请南盟驻法代表出席。

    这不是建交，南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联盟。

    但这是一种事实上的“官方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