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他脱下外套挂在椅背上，把束了一整天的领带松开。桌上放着那本崭新的硬壳日记本，刚翻开到第一页，上面已经写了一行字。旁边压着一封今早从弗吉尼亚转来的家书——母亲的字迹，信封边角已经磨得发毛，邮戳模糊不清。信封里只有一页纸，是他母亲用那台老式打字机敲的。字体微微向右倾斜，墨迹已褪成深褐色，像干透了的茶渍。
他靠在椅背上，手里握着那封家书，没有打开。窗外M街深夜的行人已经很稀了，偶尔有辆车驶过，尾灯在窗玻璃上映出一小片短暂的红。
这封信在路上走了很久。不是邮路慢——是父亲把它从西贡寄出之后就去了顺化，在顺化郊外老别墅废墟里被围时仍压在行军床垫下，后来跟着他辗转关岛、苏比克湾、西贡，最后夹在那本旧笔记本的封底里一起上了撤离货轮。直到父亲在苏比克湾招待所安顿下来重新整理旧物，才把它连同那摞从不同港口寄出又被退回的旧明信片一起转寄到弗吉尼亚。信封一角有父亲用铅笔草草写的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像刚学会握笔的人——玛丽，这封是顺化带回来的。我欠你太多封信。吉姆。
威尔终于把信纸拆开，就着窗边台灯的暖光，一字一字地读下去。
亲爱的威廉：
弗吉尼亚的苹果花开了。你父亲在越南，你二叔在菲律宾，你三叔在华盛顿，你在日本横须贺。卡特家的男人散在整个太平洋，像一盘被打散的拼图。我每周去教堂给你们每个人点蜡烛，神父说上帝不看军衔，只看心。我告诉他，我丈夫是少将，我儿子是少尉，我丈夫的两个弟弟一个在情报系统一个在五角大楼——上帝要是只看心，那这四颗心应该都长得差不多。
你小的时候，每次你父亲从东京或汉城回来，你都会躲在我裙子后面不肯叫他。后来你叫了，他笑了，那是我见过他最像普通人的一次。现在你在日本做着和他当年同样的事，我知道你比他更聪明，比他更沉默，也比他更不知道该怎么跟家人说话。这是卡特家男人的通病，从你祖父那一代开始就这样。你祖父在诺曼底登陆那年给你父亲写了封信，从头到尾只在信纸最下面写了一行字：“靴子够穿吗？”你父亲回信更短：“够。”
我不要你变成这样的卡特。我不要你给家人写信时只报调配编号而不说想你，不要你坐在病床边不知道握着父亲的手。你可以继续做你该做的事，做你认为正确的事。但你要学会说。说你想我们，说你爱我们，说你有时候也会害怕。如果你现在站在这里，我会把以前藏在裙子后面的你轻轻按住你的肩膀，告诉你——你不需要替卡特家扛所有的债。
爱你的妈妈
又及：你父親的靴子永遠不夠穿。
他把信纸放在膝头，两只手交叠在上面，很久没有动。台灯把他的影子投在红砖墙上，窗外M街最后一班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他想起今天下午在阿灵顿，三叔把母亲的明信片递给他时说的那句话：“她是卡特家唯一一个不用调配单说话的人。”
后来他从母亲信中读到，父亲从顺化出来后第一次给她写信，是从苏比克湾招待所寄出的。他在信纸最下面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字：“我欠你太多封信。吉姆。”母亲回信只有一句话：“靴子够穿吗？”随信附了一张账单——不是真的账单，是弗吉尼亚家里那棵老苹果树今年结了多少果实的清单，每个苹果都按磅标了重量。她在清单最底下画了个箭头指向空白处，用打字机敲了一行字：这棵树你走了以后多结了二十磅。也许它也在等你回家。
他把那张苹果清单叠好，夹在日记本扉页和二叔那张航拍照之间。然后拿起放在桌上的钢笔——芽衣子在移交文件最上面留给他的那支旧钢笔，笔帽刻痕还是当年公安调查厅训练班的老编号。他翻开新日记本，在第一页那行字下面继续写道：
今天收到妈妈的信。她随信附了一张苹果清单。
父亲在顺化废墟里把这封信压在行军床垫下，一路带到苏比克湾。他在信封背面用铅笔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玛丽，这封是顺化带回来的。我欠你太多封信。吉姆。”
卡特家的男人都在等。等下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