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爸留下的。他当年写这些东西不是为了申报什么非遗，就是想把经验记下来，怕以后忘了。”贾国良把手稿递给王大叔，“里面有一些具体的参数，比如蜜炙温度控制在多少度左右、切片厚度保持在几毫米，你写技艺描述的时候可以参考。老爷子的口诀是‘眼到、手到、心到’，我爸把这三到拆成了可以反复验证的具体步骤。你把这些步骤写进申报材料里，评审的人就能看懂，这不是什么不可复制的玄学，是有一套可以量化、可以传承的标准化操作规范的。”
王大叔双手接过手稿，翻了翻，小心翼翼地把散开的纸页整理好，塞进自己随身的帆布挎包里。这个帆布包是他儿子用旧了的书包，上面还印着一家农资公司的logo，拉链坏过一回，他自己用钳子修好了。他把挎包拉链拉紧，说回去就让儿子开始整理，争取在下个月正式申报之前把完整的技艺描述和传承谱系交到赵处长手里。
赵处长在旁边补充道，非遗申报通过之后，省里会拨一笔专项经费用于技艺传承和带徒培训。这笔钱可以用来补贴老药农带徒弟的工时费，也可以用来购置教学用的设备和药材原料。他还说，禹州市文化局已经初步同意在合作社车间旁边建一个小型的中药炮制技艺传习所，作为非遗保护项目的配套设施。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贾国良去了禹州市中医院。他这次去不是找药剂科，是去找针灸科。
针灸科在住院部二楼，走廊尽头，三间诊室并排，每间诊室里摆着四张治疗床，床单是淡蓝色的，洗得有些旧了，但很干净。墙上贴着几张针灸穴位挂图，挂图旁边是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妙手回春”。诊室里的病人不少，有做面瘫的，有治腰腿痛的，还有几个老人在做中风后遗症的康复治疗，每张治疗床旁边都坐着等待的家属。
贾国良在针灸科主任的办公室里坐了将近一个下午。主任姓钱，年纪和他差不多大，也是家传的中医，但路子不太一样，钱主任更偏重针灸的现代临床研究，早年去日本进修过两年，回来之后一直想在科室里推针灸操作的标准化记录。但推了很多年，效果不太好，年轻医生觉得病历写得太细太浪费时间，老医生觉得反正病治好了就行，写那么多字是给自己找麻烦。所以病历记录上还是充斥着“好转”“改善”这类模糊词，很少见到详细的辨证依据和可量化的疗效评估。
“我看了你那本示范病历集，围刺加灸那几页记得特别细，进针角度、留针时长、出针顺序、灸后观察，每一步都写得能让一个完全不懂针灸的人看明白，而且每一步都能反复验证。”钱主任从抽屉里拿出打印版的示范病历集，翻到围刺那一页，边缘已经翻起了毛边，“就这种记录方式，我在科里推了多少年都没推动。年轻医生嫌麻烦，老医生嫌多余，评审的时候还是靠经验说话。但我看完你的病历之后，想到了一件事，我们科每年接诊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病人就有将近两百个，如果把其中一半的病历按这个格式做记录，一年下来就能积累出一批本地化的临床数据。然后用这批数据去跟药剂科合作，把道地药材的临床疗效评估也同步做起来。”
贾国良端起钱主任给他倒的茶，喝了一口。茶有点浓，是河南本地的信阳毛尖，泡了太久，味道有些苦。他放下杯子，看了看钱主任办公桌上那堆待签字的病历，最上面一份的随访记录里写着“疼痛明显减轻”，没有评分，没有具体描述。
“能治好病人是一回事，能说明白怎么治好的病人是另一回事。”贾国良把那份病历拿起来，“你这个病人，记录上写‘疼痛明显减轻’，这是什么意思？原来疼到什么程度？现在减轻了多少？是减轻到能走路了还是减轻到能睡着了？如果以后保险审核的人拿着这份病历问你要疗效证据，你拿什么给他看？”
钱主任苦笑了一声。他说他知道问题在哪，但这些年推标准化一直推不动，因为没有一个让医生们觉得“有用”的示范。国外那些针灸论文用的标准化方法太复杂，填表填到病人不想配合，国内的医生也不愿意照搬。但贾医生的示范病历不太一样，每一份病历的辨证依据都是跟临床操作直接挂钩的，不是另起炉灶，是把本来就该记的东西记清楚。他决定先在科里找两个年轻医生试试这个记录方式，下周贾医生如果有空，能不能再来一趟，给科里讲一次临床辨证记录规范。
贾国良说可以。他让钱主任提前把要参加培训的医生名单和他们的专业背景发过来，他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讲解的重点。
从禹州市中医院回到家时，天色已近黄昏。西边的晚霞烧得正旺，云层间隙里透出一层层橘红色的光芒。贾国良没进屋，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坐下来，把手里那本钱主任送的《针灸临床研究进展》搁在旁边。书是新的，还没怎么翻过，封面上印着几根经络线条的示意图。
贾雯雯从屋里走出来，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