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开始向那些偶尔还会联系他的、同样境遇不佳的老朋友、老同事借钱。这些人，大多是王海在“怀山资本”时期的旧相识，或者是生意场上曾经的合作伙伴。在王海风光的时候，他们围在他身边，称兄道弟，恨不得替他提鞋。在王海入狱后，他们迅速与他划清界限，生怕被牵连。如今，王海出狱了，落魄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反而又开始与他有了联系——不是因为同情，而是因为，他们想从王海身上，找到一种“看，你也有今天”的优越感。
王海打电话给这些人，借口五花八门——看病、买药、人情往来、甚至说自己想回老家一趟，需要路费。他的语气，卑微而讨好，带着一种令人心酸的乞求。那些人也大多知道王海如今的处境，有些人会借给他几百块钱，权当是打发叫花子，顺便享受一下曾经高高在上的人向自己低头的快感；有些人则直接拒绝，甚至会在电话里奚落他几句：“老王啊，你怎么混成这样了？当年你不是挺风光的吗？怎么连几百块钱都要借？”
王海听到这些话，脸上会露出一丝尴尬而苦涩的笑容，但他不会反驳，也不会生气。他只是继续低声下气地恳求着，直到对方答应借钱，或者不耐烦地挂断电话。
他拿到钱后，会立刻去买酒。他通常不会去那些正规的大型超市，因为那里的售货员可能已经被李成打过招呼。他会去那些隐藏在城中村小巷子里、不起眼的小卖部，买那种最便宜的、几块钱一瓶的劣质白酒。然后，他会找一个没人的角落，躲起来，一个人喝得烂醉如泥。
有一次，他甚至在醉酒后，睡在了一条臭水沟旁边。是一个环卫工人发现了蜷缩在路边的他，报了警。警察赶到后，认出他是王海，便联系了李成。李成赶到现场时，看到王海浑身沾满了污秽，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显然是摔倒过。他躺在那里，像一滩烂泥，嘴里还在含糊不清地念叨着什么。
李成忍着恶心，将他扶上车，送回了家。王芳看到丈夫那副样子，哭得撕心裂肺。她跪在王海面前，苦苦哀求他不要再喝了。但王海只是麻木地看着她，眼神空洞，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然后，他推开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又摸索着口袋里的零钱，准备再出去买酒。
李成拦住了他，用一种近乎恳求的语气说道：“王叔，您不能再喝了。您的身体会受不了的。”
王海抬起头，用一种浑浊而茫然的目光看着李成，然后，他咧嘴笑了。那笑容，带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诡异：“不喝酒……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李成沉默了。他无话可说。
王海的肝脏功能，开始出现严重的问题。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黄，肚子也越来越胀。医生诊断，他已经患上了酒精性肝硬化，如果不立刻戒酒并进行治疗，很可能发展为肝癌，活不过一年。
王芳听到医生的警告后，哭得几乎晕厥过去。她跪在王海面前，抱着他的腿，声嘶力竭地哭喊着：“老王！你别再喝了！算我求你了！你要是走了，我一个人可怎么活啊！”
王海低头看着她，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那情绪，有愧疚，有无奈，也有一丝解脱。他缓缓地抬起手，想抚摸一下妻子的头发，但手伸到一半，却又无力地垂了下来。
“对不起……”他用一种沙哑而微弱的声音，说出了这三个字。然后，他推开她，转身，又走出了病房。
王芳瘫坐在地上，看着丈夫那佝偻而决绝的背影，嚎啕大哭。她知道，丈夫已经彻底放弃了。他不想活了。他正在用酒精，一点一点地杀死自己。
李成站在一旁，看着这凄惨的一幕，心中也涌起一股说不出的酸楚。他拿出手机，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拨通了陈默的电话。
“陈总，王先生他……可能真的不行了。”李成将医生的诊断和王海的情况，如实向陈默做了汇报。
电话那头，沉默了良久。然后，陈默的声音，平静地传了过来，听不出任何情绪的波动：“我知道了。给他联系最好的肝病医院，用最好的药。如果……如果他自己不想活了，那我们也无能为力。”
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李助理，以后……除非人没了，否则，不用再向我汇报他的情况了。”
李成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他听出了陈默话语中那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无奈。他知道，陈默已经对父亲彻底失望了。他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也不再愿意为父亲的事情，浪费任何情绪和精力。
“我明白了，陈总。”李成应道，挂断了电话。
他站在医院的走廊里，透过玻璃窗，看着病房里那个正在被酒精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男人。他仿佛已经看到了王海的结局——要么死于肝功能衰竭，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