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工作，极其的艰难。
因为，他们需要从浩如烟海的明代文献中，将所有涉及到“修真司”、“镇魔卫”、“封魔之战”、“气候异常”（尤其是那些带有“妖异”色彩的描述）、以及崇祯皇帝“异常行为”的记载，都一一甄别出来。
然后，再根据其“敏感”程度，进行不同级别的处理。
对于那些仅仅是捕风捉影的民间传说，他们会将其斥为“神怪之说”，不予采纳。
对于那些在地方志中留下的、关于“黑雨”、“毒雾”的记载，他们会将其“净化”，删去那些“腥臭”、“刺鼻”、“极为不详”等具体的描述，只保留“天降异象”这样模糊的字眼。
而对于那些来自于前明宫廷秘档、涉及到“九幽魔窟”和“龙脉”等内核机密，而又无法辩驳的记载，他们则会毫不尤豫地，将其……彻底销毁。
《明史》之所以耗时近百年，并非因为“考据严谨”，而是因为这项“净化”历史的工作，实在是太过浩繁和棘手。他们需要象最谨慎的绣娘一样，小心翼翼地，将那些不该存在的“线头”，从那幅名为“历史”的锦绣画卷之上，一根一根地，全部抽离出去，并确保不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
……
雍正朝——“铁腕”的皇帝与无孔不入的文本狱
如果说，康熙皇帝的手段，还带着几分“文火慢炖”的从容”运动，推向了一个更加酷烈和铁腕的阶段。
雍正皇帝性格多疑而刚猛，他认为，仅仅删改史书，还远远不够。因为，真正的“历史”，并不仅仅存在于官方的文档之中，更存在于天下士人的心中，存在于那些流散在民间的、数以万计的古籍善本之中。
他要做的，不仅仅是“删”，更是……“禁”与“杀”！
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以“清查禁书，整肃文风”为名义的文本狱，如同无形的绞索，悄然间，套在了每一个读书人的脖子上。
雍正七年，湖广一位名叫曾静的落魄书生，因听信了一些关于“大明未亡，崇祯尚在”的民间传闻，竟异想天开地，派自己的学生去策反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岳飞的后人），试图“反清复明”。
此事本是一场闹剧，但雍正皇帝却借此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彻查所有与“妖言”、“谶纬”、“异说”相关的书籍和个人。
一时间，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任何在诗文中流露出对明朝的怀念之情，任何在着作中探讨过“神仙修真”之说，甚至任何只是在家中私藏了几本被认为是“禁书”的道家典籍或前明野史的文人，都会被罗织上“大逆不道”的罪名，处以极刑。
江西，一位老学究，因为在给友人的信中，感慨了一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便被当地官员举报，最终以“心怀前明，意图谋反”的罪名，凌迟处死，全家流放宁古塔。
苏州，一位着名的藏书家，因为其家中收藏有几部宋元时期的、记载着古代“阵法”与“机关术”的孤本，便被诬告为“私藏兵书，图谋不轨”，最终家破人亡，其毕生收藏的数万卷图书，也被付之一炬。
……
雍正皇帝用这种最血腥、也最残酷的手段，制造了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氛围。他要让天下所有的读书人，都对那段“禁忌的历史”，产生一种本能的恐惧。他要让他们知道，谈论“过去”，是一种罪；思考“真相”，更是一种……足以招来杀身之祸的罪！
”运动，以一种更“体面”、也更具“欺骗性”的方式，推向了顶峰。
他是一个极度好大喜功，又极度爱惜自己“文治”羽毛的君主。他认为，单纯的“禁”与“杀”，太过粗暴，有损他所谓“千古一帝”的光辉形象。
他要做的，是以一种“集大成”的方式，为这场持续了近百年的“文化战争”，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于是，他以“稽古右文，嘉惠艺林，整理和保存中华数千年文脉”为名，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所有图书，编篡一部“包罗万象，删汰靡遗”的旷世巨典——《四库全书》。
这个命令，如同一道无法抗拒的圣旨，传遍全国。无数的藏书家、地方官、寺庙道观，都不得不将自己珍藏了数代、甚至数百年的孤本、善本、秘本，一一打包，送往京城。他们以为，这是在为“保存文化”做贡献，却不知道，他们亲手送上的，其实是这些珍贵典籍的……催命符。
所有的书籍，在被送到京城的四库馆后，都会经过一个极其严格的、由乾隆皇帝亲自审定标准的“审查”流程。
凡是涉及到“怪力乱神”、“荒诞不经”（即所有可能与“修真”、“异术”、“魔物”等概念相关的）内容的，其下场只有一个——焚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