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鹏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他知道，经过他之前一系列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历史编织”和“关键物证制造”，尤其是在那本充满了血与火的《丙寅魔劫录》和“燕郊遗址”那些无可辩驳的“实物证据”的强烈冲击之下，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那些曾经对“明史拾遗”的观点嗤之以鼻、坚信科学至上的“理性派”，以及部分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官方人士”，在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时，其内心深处对“大明王朝可能真的存在过一个不为人知的、充满了超凡力量的修真时代”这个内核概念，已经从最初的“完全不信，斥为荒谬”，不可遏制地向着“将信将疑，需要更多证据”，甚至是“部分相信”的方向发生了明显的偏移。
他所精心编造的“大明修真说”中的一些内核概念，例如“修士”、“魔物”、“灵气”、“法器”等等，在他们心中引发的动摇和困惑，也变得越来越明显。
这种“信念的松动”，如同在他精心开垦的、看似贫瘠的荒原之上，悄然播撒下了无数颗充满了无限生机与可能性的希望的种子。而这些种子，正在以一种他自己都未曾完全预料到的惊人速度，疯狂地汲取着来自现实世界中每一个角落的“养分”——无论是来自普通网民的好奇与猜测，还是来自专业人士的困惑与探究，亦或是来自官方高层的警剔与重视——并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他APP中那个代表着“创世之力”的令人心跳加速的真实度数字。
此刻，他的总真实度，在经历了“燕郊遗址”事件后的持续发酵和“官方高度重视”所带来的“高权重信念加成”之后，已经稳稳地突破了六十万点大关，并且随着官方对“明史拾遗”和他所“揭示”的那些“历史真相”的追查越来越深入，反而以一种更加迅猛的势头，持续不断地向上疯狂攀升，仿佛永无止境。
手握如此巨额的、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至少在现阶段看来是如此）的真实度，李云鹏的心中，那股想要将他所精心构想的“大明修真王朝”这个宏伟蓝图，彻底地、完美地从虚幻的“可能性”转变为不容置疑的、能够被镌刻在历史丰碑之上的“真实存在”的渴望，也变得愈发炽热和难以抑制。他感觉自己就象一个拥有了无穷无尽颜料和一张巨大画布的画家，迫不及待地想要将自己心中最瑰丽、最壮阔的画卷，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这个世界面前。
此刻作为“编织者”的他已经更加从容。拥有如此雄厚的真实度作为后盾，他可以更加大胆地去“编织”那些更具颠复性、也更接近“内核真相”的设置，而不必象之前那样，因为担心真实度不足而束手束脚，或者因为害怕引起过大的“现实反噬”而瞻前顾后。他甚至开始享受这种如同“造物主”一般，在幕后悄然拨动历史琴弦，引导现实走向的感觉。
但他同样清楚，目前他所“揭示”的，还仅仅是“大明修真王朝”这部宏大史诗的冰山一角，主要还集中在明末天启年间那场充满了悲壮与惨烈的“封魔之战”及其相关的“遗迹”和“文献”之上。虽然目前在自己的操作下涌现的“证据”已经足够震撼人心，足以颠复许多人对那段特定历史时期的固有认知。
但是，要想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拥有着巨大话语权，受过严格学术训练、逻辑思维极为缜密的专业人士与更多的政府高层，也从内心深处彻底接受并相信“大明修真王朝”的真实存在，那么，还有两个最内核、也最根本的、如同两座大山般横亘在他面前的难题，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必须给出令人信服、合乎情理的答案的：
这个在正史之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却又似乎在各种“野史秘闻”和“考古发现”中若隐若现、神秘莫测的“大明修真王朝”，它究竟是从何而来？其独特的“官方修炼体系”和那些不为人知的“修真机构”（例如在“皖南秘档”和《丙寅魔劫录》以及后续“燕郊遗址”中都曾被提及的“修真司”、“镇魔卫”等），又是如何在大明帝国生根发芽，并发展壮大的？
以及，如果这个所谓的“修真王朝”真的曾经如此强大和辉煌，甚至能够与那些来自“九幽魔窟”的、恐怖无比的“异界魔物”进行殊死搏斗，并最终成功地将其封印。那么，它最终又是如何走向衰落，甚至彻底从历史的长河中销声匿迹，以至于在后世的正史记载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直接的、确凿的证据，只剩下一些语焉不详的“传说”和令人费解的“谜团”的呢？
这两个问题，如同两座高耸入云、难以逾越的巨大山峰，如果不能给出足够令人信服，能够与现有历史框架在某种程度上自洽的、合乎逻辑的答案，那么他之前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