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回响”，并非如同之前他通过网络散布谣言或“制造”孤立物证时那样，仅仅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圈层或引发一时的舆论热潮。这一次，因为“燕郊阻魔血战”这段悲壮的“血泪历史”已经真真正正地“发生过”，其所产生的因果链条和信息辐射，开始以一种更深层次、更广范围、也更持久的方式，悄然渗透和影响着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
首先，便是之前那些看似孤立的、充满了“超自然”色彩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在“燕郊阻魔血战”这段“真实历史”的映照之下，其“历史真实性”和“内在逻辑性”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仿佛在一瞬间被赋予了“灵魂”。
那份在皖南深山中“意外”发现的《内府秘档》，其中关于“修真司”、“镇魔卫”、“修士”等神秘机构和人员的记载，以及对“妖异作崇”等事件的描述，在有了“燕郊血战”中那些为了守护京师而浴血奋战的“镇魔卫”将士们的“英雄事迹”作为参照之后，不再仅仅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志怪奇谈”，而更象是一段曾被刻意掩盖的尘封了数百年之久的“大明修真史”的冰山一角。
那本在京城考古工地“偶然”泄露出的记录着“天启封魔之战”惨烈过程的《丙寅魔劫录》，其作者“栖霞山房主人”的“幸存者”身份和“泣血谨记”的悲痛笔调，和“燕郊遗址”中那块由“镇魔卫指挥佥事李怀信”率众袍泽“泣血敬立”的“忠烈碑”的“惊天出土”，也因为后续而获得了近乎无可辩驳的“旁证”，两者在时间、地点、内核事件乃至对“魔物”和“修士”的描述上，都呈现出一种令人细思极恐的高度吻合与惊人的一致性！
而国家博物馆中那些原本被视为天启皇帝“玩物丧志”的“木工遗珍”，在其内部被“意外”发现的那些“超越时代的精密工艺”和“蕴含特殊能量的不明元素”，以及那张与“皖南秘档”中某些“机关造物图谱”高度相似的“神秘图纸残片”，在“燕郊血战”壁画中天启皇帝亲持“破魔神弩”、身着“玄机墨玉宝甲”并试图催动“镇国神器”的英勇身影的映衬下，更是被赋予了全新的充满了“炼器救世”的奇幻现实色彩的“历史解读”！
这些由李云鹏一手策划和“编织”出来的“历史证据链”，如同被一根无形的命运丝线巧妙地串联在了一起，彼此印证，互为补充，共同构建起了一个关于“大明王朝可能真实存在过一个不为人知的修真文明，并曾与来自异界的恐怖魔物进行过惨烈抗争”的充满了神秘与悲壮色彩的宏大历史叙事框架。
这个叙事框架，虽然在主流史学界看来依旧是那么的“离经叛道”，但在早已被各种“历史谜团”和“野史八卦”喂饱了胃口的普通大众，以及那些对“未知事物”和“超凡力量”抱有天然好奇心和探索欲的特定人群心中，却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和说服力！而且随着越来越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证据”的浮现令主流史学界也为之动摇！
一时间，从现实到网络，从民间到官方，都再次掀起了一股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更加猛烈、也更加持久的“大明修真史”和“天启封魔之战”的探究浪潮！
无数的“历史爱好者”、“吃瓜群众”、“神秘学研究者”甚至不少专家、学者乃至政府层面，都纷纷投入了这一场“浪潮”中化身为“考据党”和“历史真相挖掘机”，开始废寝忘食地从各种史书、古籍、地方志、民间传说乃至网络信息中，试图尽可能的搜寻着一切可能与这段“被遗忘的历史”相关的蛛丝马迹。
而由那段历史固化而带来的那些关于“明代地方志中的异闻录”、“民间流传的古战场传说”、“某些家族族谱中的神秘记载”等“历史的回响”，也在这个过程中，如同雨后春笋般，被“热心网友”们一个个“惊喜地发现”并“公之于众”，成为了支撑“大明修真史”真实性的“有力新证”！
例如，在“燕郊遗址”被发现后不久，江南某古镇的一位退休教师胡文彬，在整理自家传承了十几代的《胡氏宗谱》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段关于其六世祖胡明诚“天启六年夏，随都尉出镇燕郊，力抗强敌，血战昼日，终因寡不敌众，与所部袍泽百馀人，悉数殉国”的记载。这段记载，与“燕郊遗址”中那块“忠烈碑”上所刻的“镇魔都尉周承宗率百馀校尉殉国”的事迹，形成了惊人的吻合！胡文彬立刻将此“重大发现”上报给了当地文物部门，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又如，在万里之外的欧洲某着名国际拍卖会上，一位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华侨企业家，无偿捐献给华国国家博物馆的一组“明代宫廷玉雕文玩”中，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一枚底部镌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