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能在无形中凝聚人心，塑造我新华子民在这海外绝域所必需的尚武精神与时刻保持的警惕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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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的怀柔、退让，只会豢养出温顺的绵羊。而在这弱肉强食、危机四伏的海外拓殖地，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守护家园、开拓进取的虎狼，是敢於在任何侵犯面前果断亮剑的勇士，而非任人宰割的羔羊。」
韩承宇沉默着，父亲的话严苛而无情，像一柄重锤敲击在他的心上。
他想起了一个月前那场惨烈的袭击。
数个原本貌合神离的土着部落，竟在短时间内联合起来，趁着浓重的夜色，对两处位置偏远的拓殖村落发动了凶猛的突袭。
他们焚烧了移民辛苦搭建的屋舍，践踏了即将收获的稻田和玉米地，超过三十名同胞在睡梦中或抵抗时被残忍杀害，屍体被毁坏得不成形状，景象惨不忍睹。
消息传到南徐堡和新化（今马尼拉）时，整个拓殖区为之震动，群情激愤，复仇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这种暴力袭击事件，竟然发生在吕宋拓殖区的核心地带，孰能容忍！
是时，父亲的反应极其迅速而强硬。
他不仅立即动员了所有的武装民兵，加强各处村落的巡逻与戒备，更是直接调动了五百余名地方自卫军，对南徐堡周边所有参与或哪怕只是疑似支持和同情袭击的土着部落，展开了地毯式的无情清剿。
他下达的命令冰冷而确切：以最为严厉的手段，坚决镇压任何敢於反抗的土着部落，务必达到杀一做百的效果。
这场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的血腥清剿，成果可谓「显着」。
超过一千二百余土着在战斗中被击杀，更有超过八千余「心怀不满」或表现抗拒的土着男女老幼被抓获。
这些俘虏没有像西班牙时代那样被简单处决，而是被编为「劳役队」，投入到一个个新规划的拓殖点，从事最艰苦的伐木、开荒、修筑道路和房屋等劳役。
父亲称之为「为吕宋的大开发贡献其最後的余生之力」。
不过，对於父亲如此激进甚至可以说是酷烈的政策，拓殖区专员公署内部并非没有异议。
一些後来归附的、原大明时期的旧式文人和地方豪强出身的官员，便时常私下议论。
一位留着山羊胡的老移民曾在一次非正式议事时慨然陈词：「专员大人明监，对待土着，是否不该一味施以如此酷烈之手段？圣人有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我吕宋拓殖区是否更应施以怀柔，渐以德治感化，使其渐染华风，化夷为夏，最终成为我治下驯良百姓。」
「如此一来，既能大增丁口劳力，亦可藉助其熟悉地理之便，加快我拓殖区之开发进度，岂非两全其美之策？」
这些言论，很大程度上源於他们过去的经历和长期形成的特定心态。
在西班牙人统治吕宋的漫长岁月里，寄居於此的华人，绝大多数都抱持着「客居」的心理。
他们远离故土，势单力薄，面对西班牙殖民政府和凶悍的土着，往往选择逆来顺受，谨小慎微，只求能安稳度日。
他们辛勤地经营着小本生意，小心翼翼地开垦着小块的土地，努力积累着微薄的财富0
即便遭遇到西班牙官吏的严苛压制以及名目繁多的重税盘剥，甚至隔壁土着邻居的日常欺凌和挑衅，他们也多半选择忍气吞声，息事宁人，步步退让。
他们天真地以为，凭藉自己的勤劳、忍耐和不断的委曲求全，总能换取殖民者和土着居民的一点点认同，换来一块可以容身的狭小空间。
然而，历史给了他们最惨痛的血腥教训。
就在过去短短四十余年间，吕宋便连续发生了两次针对华人的、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事件（即1603年与1639年）。
数以万计的同胞被残酷屠戮，他们辛苦积累的所有财富也被掠夺一空。
而尤其令人心寒的是，那些平日里看似还能和平共处、甚至偶尔流露出几分「温顺」的土着，在西班牙人的鼓动、纵容或许以重利的诱惑下，往往成为大屠杀中最凶残的急先锋。
他们动起刀子来，有时比西班牙士兵更加狠毒，在抢夺起华人的店铺和家宅时，那份贪婪和彻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数华人的血，染红了马尼拉的河渠与街道，也未能换来他们梦寐以求的平安与尊重。
直到六年前，新华强势介入华人暴动起义，驱逐了西班牙人，才彻底改变了吕宋华人的命运和旧有的权力结构。
对於这些习惯了做「顺民」的旧移民来说，这无疑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他们几乎是自然而然地转换身份，成为了新华治下的温顺子民。
并且，因为他们普遍具备吃苦耐劳、善於经营和开拓的优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