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到天朝古代，税柄主要就是三种类型：
一、税人（以人口为徵税单位），徵税方式：按人头徵税，或强制服劳役，优点是操作简便，不需要复杂的技术，缺点是税痛感强，容易引发民眾逃避（如“逃户“），典型时期为先秦至汉初（力役、口赋）；
二、税地（以土地为徵税单位），徵税方式：按土地面积、等级徵收粮食或货幣，优点是土地不可移动，徵税稳定性高，缺点是丈量成本高，技术要求高，典型时期：春秋鲁国“初税亩“后，成为主流；
三、税商（以工商业活动为徵税对象），徵税方式：对交易额、財產、收益徵税，或官营专卖，优点是税痛感较低（商人转嫁给消费者），缺点是徵收成本高，逃税风险大，典型时期：唐宋以后逐渐上升（盐铁茶专卖）。
严嵩为什么能当二十年首辅？
严嵩除了会拍马屁、写青词，在长时间的在位过程中，渐渐掌握了找钱的方法与权利，即他掌握了关键的税柄。
税柄一、盐税（税商的典型），严嵩控制了两淮盐运使司，这是明代最大的盐税来源地。通过调整盐引价格、增加盐税额度，增加朝廷和內帑的两收入。
严嵩提出“鄢懋卿南下巡盐“，就是为了增加盐税收入。
税柄二、关税（税商的典型），严嵩通过自己派系的组织成员控制了基层税吏任命权。
税柄三、加派和摊派（变相税人），严嵩通过“加派“（增加税收）和“摊派“（强制徵收），从民间搜刮钱財。例如“改稻为桑“，这虽然民怨沸腾，但確实能解燃眉之急。只要严嵩倒了，税柄就乱了，钱就收不上来了。
故而，財政制度决定国家命运，好的財政制度，能让国家长治久安。坏的財政制度，会让国家分崩离析。
儒家提倡“君臣共治”的政治传统。宋代士大夫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別看明代虽然皇权集中，但这个传统依然在延续。皇帝本人並不能独断专行，重大决策需要进行廷议。
在李华梅与上杉家进行接触，以及结合之前蒋洲出使的情报后，大明朝廷已经知晓扶桑从群雄割据的状態有恢復一统的跡象。
为了缓解大明的財政危机，以及利用扶桑来打击原王直麾下倭寇残部，內阁首辅徐阶、內阁次辅李春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高拱、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张居正等內阁大臣纷纷提议，应趁机恢復大明与扶桑之间的勘合贸易，並派遣使者出使扶桑国都，册封新的扶桑国王。
儘管有些心不甘情不愿，迫於財政吃紧的巨大压力，朱厚熜不得不同意了內阁大臣们的提议，以有出使扶桑经验的原胡宗宪下属陈可愿作为使者，並命礼部负责印製新的勘合。
虽说陈可愿有与蒋洲一同出使扶桑的经验，但他当时只是副使，只是寧波庠生（秀才）的身份担任假市舶提举之职，並率先返回大明，没有进入扶桑腹地，更没有见到任何扶桑的实权人物。
也正因为陈可愿率先返回大明，並向胡宗宪匯报王直的相关动向，以及扶桑的国情，为缓解大明倭患做出了贡献。
与蒋洲返回大明所遭到的悲惨遭遇不同的是，陈可愿虽然也遭到构陷，但上司胡宗宪为其“入粟赎罪”，之后还得入国子监。
鑑於陈可愿眼下只是一个从八品的国子监助教，身份低下，並不適合担任出使扶桑的正使，朱厚熜便將其升为正七品礼科给事中。
至於与扶桑勘合贸易的贡期，朱厚熜倒是没有恢復旧制的十年一贡，而是与占城、暹罗等国一样，为三年一贡。规模方面，则是与旧制一样，仍为船两艘，每船不得超过一百人。
在贸易內容方面，朱厚熜倒是看中扶桑所產的新瀨户烧瓷器，打算来个以物易物，用大明特產丝绸、茶叶等来换取新瀨户烧瓷器，但不进行厚往薄来的政策。
毕竟，眼下扶桑尚未將盘踞於对马、九州等地的倭寇剷除，加上大明財政入不敷出等诸多缘由，使得朱厚熜无法回赐扶桑价值超过贡品的財物，他还指望著用新瀨户烧来换取大量的真金白银，以填补大明財政上的亏空。
值得一提的是，大明內阁大臣们在经过一番商议后，为了降低出使扶桑的使团遭到倭寇的袭击，便安排熟悉扶桑周边海域情况的辽东都司下辖水师进行沿途护卫，並驶向扶桑若狭后登陆。
当派遣水师护卫使团的圣旨下达至辽东都司后，作为辽东副总兵李成梁虽然感到非常震惊，但他在恢復镇定后，还是向上司辽东总兵云冒提议，由自己的侄女李华梅率辽东都司下辖水师前去护卫使团出使扶桑。
要知道，眼下的辽东都司最缺的就是粮草，还有军户。加上朝贡名额、贸易摩擦与边吏处置失当还引发建州女真、海西女真诸部的频繁袭扰，规模上虽不及蒙古大举入寇，却呈频仍、愈演愈烈之势。
而且，辽东都司军户逃亡数量不断增加，已从原额的十五万六千，仅剩六万左右。开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