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四十章 北魏城阳王元徽:精致利己主义者的非正常死亡和荒诞人生
    序幕:北魏末期一位王爷的“作死档案”

    公元531年1月8日,北魏洛阳城南的崎岖山路上,一个中年男人正伏在马背上夺路狂奔。他叫元徽,字显顺,是当朝太保、大司马、宗师、录尚书事,爵封城阳王。简单翻译一下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头衔:皇室近亲、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兼国务院总理、皇族事务委员会会长、朝廷机要秘书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集“皇亲国戚、军委主席、政府首脑”于一身的顶级大佬,妥妥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然而此刻,他的皇帝老板——孝庄帝元子攸,正站在洛阳城云龙门外,一身狼狈,声嘶力竭地喊着“城阳王!城阳王!等等朕啊!”一边绝望地看着这位心腹重臣的马屁股越变越小,扬起一路尘土,最终消失在地平线上。

    “不顾而去。”——这四个字是《魏书》的原文。没有多余的形容词,却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具画面感。你几乎可以看见那个场景:皇帝在风中凌乱,王爷的马鞭抽打在马背上疯狂逃窜,两人之间曾经亲密无间的君臣情谊,就在这一声呼喊与一声不应之间,化为乌有。

    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他的人生剧本,本可以写成“宗室栋梁,救国于危难”,前半程也确实攒下了“清廉能吏”的口碑,结果后半程被他硬生生演成了“背叛、吝啬与报应”的三部曲。这部荒诞大戏里,有年少有为,有赈灾美名,有宫斗权谋,有惊世骇俗的财富,也有同样惊世骇俗的愚蠢。别急,咱们泡杯茶,搬个小板凳,一起翻开这位王爷厚厚的“作死档案”。

    第一幕:顶配出身与闪亮开局——一个“别人家的宗室”是怎样炼成的

    元徽的投胎技术,绝对属于历史顶配。曾祖父是景穆帝拓跋晃——那位当了一辈子太子却没等到登基就去世的悲剧人物,死后被追尊为皇帝,在北魏皇族谱系中地位尊崇。祖父是城阳康王拓跋长寿,父亲是城阳怀王元鸾。这一脉从头到尾都挂着“城阳”这个爵号,属于北魏宗室中血统纯正、地位显赫的一支。

    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小元徽,人生起跑线比别人领先了不知道多少个身位。史书记载他“粗涉文史,颇有吏才”,翻译过来就是:虽然不是什么着作等身的大学者,但书也认真读过一些,关键是有办事能力,不是那种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

    宣武帝时期,元徽按照宗室子弟的标准剧本,顺理成章地袭封了城阳王的爵位,起家官是游击将军。这个职位品级不算顶尖,但属于天子近臣序列,相当于皇帝贴身卫队的将领,是个既能刷脸又能攒资历的好差事。不久后他外放担任河内太守,这算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次真正考试——从中央到地方,从武职转文职,能不能干出名堂,全看自己。

    结果《魏书》给了他四个字的考评:“在郡清整,有民誉。”在郡里干得清廉整肃,老百姓交口称赞。这八个字分量不轻。要知道,北魏后期官场已经相当腐败,宗室子弟到地方上大多作威作福,恨不得把地皮刮三层。元徽能做到“清整”二字,还能收获“民誉”,说明这位年轻的王爷确实有两把刷子,不是来混日子的。

    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是孝明帝时期担任并州刺史的那段经历。并州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山西太原一带,是北魏抵御北方柔然、镇守中原腹地的重要军镇。元徽到任后不久,并州遭遇了一场罕见的自然灾害——《魏书》的原文是“州界夏霜,禾稼不熟”。夏天本该是庄稼疯长的季节,却天降寒霜,把即将成熟的庄稼冻得颗粒无收。这是要饿死人的节奏。

    灾情如火,老百姓已经开始拖家带口外出逃荒,道路上满是流离失所的饥民。按照北魏的行政流程,开仓放粮这种大事必须逐级上报,得到朝廷批准后才能执行。幕僚们纷纷劝他:王爷,咱按规矩来,先打报告,等批复下来再开仓,这样最保险,谁也说不出什么。

    这时候,元徽发表了他人生的高光演讲。他大义凛然地说:“我是皇家至亲,受国家委派镇守一方,怎么能拘泥于法令条文而眼睁睁看着百姓饿死呢?”他还嫌这话不够有文化含金量,特意引用了汉代名臣汲黯的故事。当年汲黯奉命巡视河内,发现当地水灾严重,百姓相食,便当机立断持皇帝符节下令开仓放粮,事后才向汉武帝请罪。汉武帝非但没有怪罪,反而赞赏了他。

    元徽这番话,有理有据,有情怀有典故,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危机公关话术。说完他就下令开仓赈济,之后才向朝廷补交了一份情况说明。这件事办得确实漂亮,有担当,有魄力,还恰到好处地展示了自己“通文史”的文化素养——连汲黯的典故都能信手拈来,这可不是一般“粗涉文史”的水平。

    孝明帝接到报告后,龙颜大悦,不但没有追究他越权的责任,反而大加褒奖,给他加了一个安北将军的头衔。一时间,元徽成了北魏政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宗室中的模范生,百姓心中的好王爷。这段履历如果放到今天,妥妥的“感动大魏十大人物”候选人,是要被做成宣传片在各地循环播放的。

    然而,这世间最残忍的事情莫过于,你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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