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上保存著西北罕见的古民居群，好些电视剧都来这儿取过景。
古镇里最打眼的旧建筑，当属高家祠堂——这也是青城镇仅存下来的一座家祠。
祠堂建于乾隆五十年，由高家第九世的高秉信牵头修起来的。
里头最有分量的，就是那几块老匾。
前过厅上方悬著康熙年间兰州翰林秦维岳题的“名门寿母”额匾；后过厅前面正中，挂著道光帝赐给高家第十二世先祖高明贵的“裁成阃范”额匾，旁边还有咸丰帝御赐给高鸿儒的“进士”匾。
二〇〇三年，高氏祠堂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高家的家风和文脉，在青城古镇的千年历史里，占着极重的一笔。
外人到青城，总要先踱进去看看。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日，高承勇就出生在这个大家族里。
他是高家第十八世子弟，上头有两个哥哥、五个姐姐，是屋里最小的老幺。
生他的时候，母亲已经四十多岁了——别说那个年月，就是今天也算高龄产妇。
可那时乡下女人不把生孩子当成太大的事，高承勇落地，结实得很。
上头一大群哥哥姐姐，爹妈难免多宠了些。
被宠大的孩子，往往朝两个方向走：要么嚣张跋扈，自私得没边；要么唯唯诺诺，没一点闯劲和担当。
高承勇给人的印象，更像是后一种，内向腼腆，话少得可怜。
可实际上，他两种都占，只是把第一种性子压进了心底，藏得严严实实，不轻易往外露。
族里的高孝清老爷子，是高氏第十四世，按辈分是高承勇的太祖爷爷，看着这个晚辈子孙长大。
老人提起他，总叫他“承勇”：“承勇自小性子柔，话不多，看着是个稳当娃娃。小时候好掏个鸟、玩个鸟，有时候逮著了，还送给长辈们耍。就是他屋里娃娃多，比较穷，这一辈里头呀，承勇不算是出色的。”
即便家里条件差，可五个姐姐陆续出嫁后，高家的光景还是缓过来一些。
高氏宗族历来崇尚教育，高承勇便一路念到了高中。
那个年代的高中生，差不多顶现在的本科生，算稀罕人了。
堂兄弟高承祥跟他是同班，两人关系走得近。
上学时，他俩曾商量著挣点小钱。
高承勇说：“卖点啥呢？学校这么多人，不管卖啥，多少都能卖出去点儿吧。”
高承祥道：“我表哥能搞到小人书，要不咱俩一块卖。”
“小人书好，咱自个儿都爱看，准能卖得好。”高承勇立马附和。
俩高中生就这么倒腾起了小人书，利用课余时间向同学推销。
那会儿钞票不常见，同学们就拿粮票来换。
后来被老师发现了，结结实实挨了顿批：“你俩不把心思搁在学习上！学生的天职就是念书，千万别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考上大学，就是天之骄子，毕业就端铁饭碗，晓得不？”
高承勇和高承祥垂著头，连连称是。
那时候的高承勇个子高，人长得精神，虽说言语少些，但脾气好，很少跟人闹不痛快。
学习成绩一般，身体素质却不错。。
也有人说，是他家成分是地主，政审时没通过。
高承勇心里不甘，又复读了一年。
一九八三年复读时，同村好友张武和他进了同一个复读班。
俩人打小要好，如今又坐回一个教室，更是形影不离。
可惜一年下来，复读班一半的人都考出去了，他俩却再次双双落榜。
张武记得清清楚楚，高承勇那会儿的理想，是报考航天类的院校。
连着两年高考失败，高承勇只好回了家，踏踏实实务农。
在亲朋好友眼里，高承勇对父母很孝顺，脾气温软。
这份孝道，在同村高家长辈看来，是“棍棒底下出来的”。
他父亲性子倔，村里人管他叫“包公”，说翻脸就翻脸。
在父亲管教下，高承勇自小内向，说话不敢大声，见人只是羞涩地一笑，轻声问句好。
二哥二十岁那年，在黄河上拉空船回岸采石，被缆绳打落进黄河里，转眼就让水吞了，连个影儿都没捞著。
后来有人瞧见，高承勇独自跑到二哥落水的地方，嚎啕大哭。
那大概是他少有的，把情绪全倒出来的一回。
父亲的身体后来就不行了，瘫痪了好几年。
那时已经回家务农的高承勇，天天守在床前，端屎端尿，每天给父亲擦洗全身。
赶上父亲夜里犯病，他跨上自行车，摸黑骑三十多公里，赶到白银市去买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