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加爵的情感不是贫瘠的，恰恰相反，它太过丰沛了。
他能记住幼年时家里发生的许多事，谁对他好，谁对他们家好，一笔一笔都刻在心里。三亚被抓后写给他十四叔十四婶的那封信，里面就满是这种细密的情感记忆。
可这套细腻的感知系统是一把双刃剑——它能记住恩情，也必定会记住伤害。
每个月跟同学为一点小事争吵一两次，这些不起眼的摩擦在别人那里或许睡一觉就翻篇了，在他心里却一层一层地淤积下来，慢慢地发酵成仇恨。
这团仇恨被日复一日地压缩著，直到那一天，被一场激烈的争吵猛地撞出了一道火花，就炸了。
没有人教过他如何处理人际冲突，他便用自己唯一想到的方式去“解决”——杀人的方式。
他的性格底色上，涂著浓重的孤僻和更浓重的自我中心。有一个细节，薄薄的，却刺眼得很。
马加爵被抓获后，要求看一眼通缉他的那张a级通缉令。他接过来，看完，嘴里说出来的话让旁边的人心头一凛——“没想到自己值二十万元呢。”
那一刻，他仍然把自己摆在一切问题的正中央，像一枚钉子，钉死了整个画面的坐标原点。
他或许从来没有想过，被他杀掉的那四个大学生，每一个人的身价又是多少。没有想过为这四个年轻人的成长，他们的家庭拿出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更不会去想，培养这四名大学生，国家和人民投入了多少。
上海《新闻晨报》的记者杜琛在一篇报道里，记录下马加爵同学对他的观感，那些话拼凑起来的肖像，和他日记里那个被老师疼爱、被家人寄予厚望的农村少年，叠不到一起：
“大家都觉得他心里有问题，每次同别人闹不愉快了，他从来不反思自己，总认为是别人找他的麻烦。后来大家只能以远离他的方式对待他，但绝对没有料到他会如此的极端。”
“他独来独往，没有参加过任何的社团组织，他把头发有意理得很短，这样看起来更加的凶悍。他的同学说他越来越孤僻，成为了一个有严重神经质的大学生。”
如果说他的孤僻和内向，跟他之前那种偏科到极致的智力构造直接相关，那么“自我中心”这四个字，则是他从小到大被一层一层包裹出来的。
他在家里排行最小，上面除了父母的疼爱，还有两个姐姐护着。加上学习成绩好，以聪明出名，在家里自小就是被捧在手心里的那一个。
这种成长背景，把他放在了一个天然的中心位置，让他习惯性地从“我”出发去看一切。
被捕之后的各类供述里，听到的全是他自己的感受，直到被问及犯罪动机时，他还在强调：“我打牌没有作弊，是邵瑞杰在冤枉我。”
而对于那些死在锤下的同学，他几乎没有一句反思和自责。
与他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大姐，在得知案件之后，说出来的话却完全是另一套思维：“在有杀人动机到杀完人的过程中，你难道一点都没有想到这样做不但杀了四个好友，还会给我们的家庭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吗？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你这样做毁了五个大学生啊！你难道当时就完全丧失人性了吗？”
一项心理学研究指出，许多心理上存在严重疾病的人，一个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谈论任何事情时都以“我”为主题词，“我”的出现频率极高。他们从来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换位思考。
这种性格缺陷，是许多犯罪人所共有的心理特征。
这起案子捅到公众面前之后，一个最让人揪著不放的问题是：一个学生命科学的大学生，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对生命毫无感觉的人？
马加爵杀人的时候，那份冷静——或者说麻木——让所有试图理解这件事的人都卡在了同一个点上。他在那间宿舍里，和尸体同处一室，打开电脑上网，然后躺下睡觉，第二天该干什么干什么。
没有恐惧，没有罪恶感，没有自责。
可偏偏，他又不是一个情感粗糙的人。他的日记、他的信、他逃亡期间录给家人的那些话，都表明这个人的情绪触角是细的，是敏感的，能记住十多年前谁对他笑过一下，谁在他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搭过一把手。
一个细腻到能记住童年每一个温暖细节的人，为什么对四条生命的消失无动于衷？
这个矛盾，其实在他逃亡期间给大姐的一段录音里，已经给出了钥匙。那段话他是这么说的：
“姐，现在我对你讲一些真心话，我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出于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一百年后早死迟死都是一样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老是钻牛角尖，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想这个问题想不通。”
“王菲有一首歌，歌词是‘一百年前你不是你，我不是我，一百年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