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深秋。
比海津冷得多，风刮在脸上像刀子。
杨钧宁这次只带了季澜。专机落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舷窗外的跑道灯在薄雾里晕成一片。
“杨总。”季澜翻著平板，眼镜片上倒映着行程表，“能源部那边又确认了一遍，明早八点，能源研究所三号院。备注只有四个字——‘准时到场’。”
“三号院？”杨钧宁把外套拉链拉到顶，“那地方不是封了好几年了吗？”
季澜的手指顿了顿，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没接话。
第二天一早，车子拐进能源研究所三号院的时候，杨钧宁就觉出不对劲了。
门口没有招牌，没有门牌号。
围墙是老的，但墙头的铁丝网是新的，还挂著露水。两个穿便装的人站在岗亭外面，目光从车灯扫到车牌，又从车牌扫到挡风玻璃后面的人脸。
不是普通的门卫，这种站姿——与天工集团安保人员有得一比。
季澜把车窗降下来，递出证件，对讲机里传来一阵低沉的电流声。
片刻，栏杆抬了起来。
车子驶进院子，杨钧宁透过车窗扫了一眼停车场。三辆考斯特，两辆黑色轿车，车牌号一个比一个短。没有能源集团的商务车，连辆眼熟的车牌都没有。
车子停在了一栋灰色小楼前。
楼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穿军装的尉官，面无表情地核对着手里的名单。另一个——杨钧宁的眉毛挑了起来——是国安局的叶局长。
叶局今天没穿便装，一身深色的中山装，袖口的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
他面前摆了张折叠桌，桌上摊著一沓保密协议，一支钢笔，一个印泥盒。每进去一个人，他亲自递笔、看着签、收协议、压文件。
局长当门卫。
这规格，杨钧宁在脑子里翻了一圈，没找到先例。
“叶局。”他走过去，语气随意，像是在菜市场碰见邻居。
“来了。”老叶看了他一眼，下巴朝那沓协议一扬，“签。”
杨钧宁拿起笔，扫了一眼协议条款——十六页，他翻了三页就不翻了，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签下名字，按了手印。
“不看？”老叶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微妙的戏谑。
“看了也记不住。”杨钧宁把笔放下，“反正就是不能往外说，对吧。”
老叶没接话，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
杨钧宁转身往里走，季澜跟上来——尉官伸手拦住了。
“只有您一个人能进去，杨先生。”
季澜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刚要开口，杨钧宁摆了摆手。
“在外面等著。”他把手机摸出来递给季澜，“帮我收著。等会儿要是有什么消息进来，你自己看着回。”
季澜接过手机，推了推眼镜，退到走廊一侧的椅子上坐下。她翻开平板，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杨钧宁注意到她的膝盖微微绷著——标准的待命状态。
推开会议室的门，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旧书纸和墨水混合的气味。
二十人的长条会议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
杨钧宁的目光从左往右扫过去，全是白发苍苍的老者，有的穿着洗得发旧的中山装，有的套著皱巴巴的夹克衫。有人面前的桌上摊著一本笔记本，封皮磨得起了毛边；有人双手交叉放在小腹上，闭着眼睛像是在养神。
一两道目光扫过来，也只是在他脸上停了一瞬，就移开了。
杨钧宁找到自己的位置——左侧第三位。
名牌是手写的，只有三个字：杨钧宁。
他坐下来，目光落在前面两个位置上。
第一位：蔡延年。能源研究所所长，华夏工程院院士。六十八岁，三次国家科技奖得主。
第二位：温启良。华夏能源领域泰斗，华夏科学院院士。七十二岁，国内好几个重大能源工程的首席科学家。
杨钧宁在很小的时候跟着爷爷见过温启良一次。
那时候他大概七八岁，温启良来家里和爷爷下棋，临走的时候摸了摸他的头，说了句“老杨，你这孙子眼珠子转得快”。
现在温启良就坐在他前面，头发比那时候白了很多，腰杆却依然挺得笔直。
十二个人，全部都是科研领域的人。
没有一个能源集团的董事长，没有一个重工企业的负责人。
杨钧宁靠在椅背上，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
看来，今次的会议涉及的议题有点大，杨钧宁脑海中闪过一个可能--核聚变。
并没等太久。
会议室的门最后一次被推开。
杨钧宁刚端起桌上的搪瓷茶杯想喝一口，余光扫到来人的脸，茶杯停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