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e每次接到电话都很客气，说李老板不在公司，去台湾了，去日本了，去美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何玉兰知道这是托词，但她不急。
她要的就是这个“拒绝商谈”的态度，白纸黑字写在报告里，回到部里才站得住脚。
她把小组的人分成两拨，一拨继续打电话，一拨整理材料。
把李援朝的“罪行”一条一条列出来，措辞严谨，滴水不漏，既像情况汇报，又像诉状。
第四天，何玉兰带着那份材料飞回了北京。
工业信息部的会议室里，副部长听完她的汇报，沉默了很久。
他把材料翻了两遍，最后看着何玉兰那张公事公办的脸，问了一句：“他原话怎么说的？”
何玉兰把那天的对话复述了一遍，没有添油加醋，但在某些特定词语上加重语气来凸显李援朝不是团结的对象。
副部长没表态。散会后，他把材料带走了，说再研究研究。
何玉兰回到办公室，关上门，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想起那天在中环那个办事处里李援朝懒洋洋靠在椅子上的样子，嘴角往下撇了撇。
工业信息部的第二次会议换了个议题，不再讨论“怎么谈”，而是讨论“谈什么”。
有人提出来，李援朝这个人吃软不吃硬，硬碰硬只会适得其反，建议换个思路，从亲情入手，找他的家人做工作。
副部长听完不置可否，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让人去查李援朝的详细资料。
资料很快摆在了桌上，厚厚一沓，从金鱼胡同到小渔村，从香江到特区，从制衣厂到保健品公司，从亚视到天宫，桩桩件件，密密麻麻。
资料里夹着几张照片，李援朝和李叔在金鱼洗浴中心门口的合影，李援朝和陶桃的合影，李援朝和李梅的照片。
副部长看了，合上文件夹，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去找找这些人。”
工业信息部先找的是李叔。
李叔正在金鱼洗浴中心前台看报纸，茶杯冒着热气，一个字一个字的看，隔夜的新闻也看得津津有味。
几个人走进来，西装革履，公文包夹在胳肢窝底下，一进门就自我介绍，说工业信息部的，想跟您聊聊李援朝的事。
李叔把慢悠悠叠好放进上衣口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也不说请坐，也不问什么事，那茶水咽下去才开口，“援朝怎么了？”
来人把五轴联动机床的事说了一遍，措辞很官方。
说这批机床是国家急需的战略物资，希望李援朝能以大局为重，配合国家，把机床转让给有需要的国营企业，为国家做贡献。
李叔端着茶杯听完了，杯子搁在桌上，那杯底磕在大理石台面上发出一声轻响。
他看着那几个人，一个一个的看过去，把他们脸上的表情都看了一遍，开口说道：
“你们说完了？说完了我讲几句。”
他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子底下，两手背在身后，那腰板挺得直直的。
“别人有点好东西，你们就想装自己兜里，有本事，自己挣去。
援朝受苦遭罪的时候，你们在哪儿？
他小时候饿得吃草，你们在哪儿？
他十几岁就去支援西部修铁路，结果连个工作都不安排，留在铁路工作的全是你们关系户的人，难道那不是为国家做贡献？
铁路修完回来又去当知青，天天出海打鱼，差点淹死在海里，你们在哪儿？
他在香江被人追着满街跑的时候，你们在哪儿？现在他有出息了，你们来了。”
他停了一下，摇了摇头，“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请吧，不送。”
那几个人灰头土脸地走了。李叔坐回椅子上，拿起报纸，翻到刚才那一页，继续看，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工业信息部又去找陶桃。陶桃那时正在国旅的办公室里看，听完来意，双手交叉放在桌上，表情淡淡的，看不出喜怒。
她没有多说，甚至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只说了一句：
“他做什么我都不管。他愿意给，我支持；他不愿意给，我也支持。你们找错人了。”
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请他们出去。
再去找李梅。李梅正在学校的食堂里吃饭，腮帮子鼓鼓的。
听完来意，她把嘴里的饭咽下去，她还记得李援朝说过的话，“我可以给，但你不能抢……”
“你们肯定是白拿吧？李援朝虽然大方，但不是傻子。他那个人，做事看心情，你们越这样，他越不搭理你们。”
她说完端起空饭盒走了，都懒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