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三千六百四十七贯。

    这不是纸面上的符号。这是民脂民膏。是无数百姓缴纳的租调，是工匠们日夜劳作的血汗，是国库中本应用于修水利、造器械、养军队、赈灾民的银钱。

    他想起了渭水河畔那些面黄肌瘦的孩童，想起了永乐坊里那些为了几文钱斤斤计较的邻舍，想起了王伯生前总念叨着要省

    这些钱，可能变成了某人家中窖藏的金银，某处私宅的雕梁画栋，某场豪宴上的美酒珍馐。

    一股难以言喻的厌恶和愤怒，冲淡了最初的犹豫和忌惮。

    他文安，不是什么道德完人，也没想过做什么清流直臣。他只想在这个时代活下去，保护好身边的人，活得稍微有点尊严，有点自在。

    但有些事情，看见了，知道了，若还能装作无事发生，昧着良心视而不见……那他穿越这一遭，苟活这一世，又有什么意思？与那些他所鄙夷的、视人命如草芥的世家权贵，又有什么区别？

    王伯坟前立下的决心，不仅仅是要变强自保，更是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活得问心无愧。

    这账，他查出来了。若因惧怕后果而隐匿不报，那这“强”，便成了怯懦的遮羞布；这“掌握命运”，也成了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