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担心的一个问题是，"财政部长说，"如果规模比较大，钱从哪里来。"
他把筷子搁在碟子边上，掰着手指说给陆泽听。
"中央财政能出一部分，这一块我们的底子还可以，这几年赤字很低。但中央财政出的钱要进预算，要发国债，要过人大，程序上需要时间。地方政府按现在的预算法不能直接发债，地方上要配套，就得想别的办法。"
"所以，如果规模真的很大，"
他看了周行长一眼，"银行那边，恐怕要承担相当大的一块。"
周行长没有马上接话。
他把茶杯放下，过了几秒才开口。
"银行能做，而且能做得很快。"他说，"这一点我不否认。现在这个时候，快是很重要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想我们都绕不过去。"
周行长的语气很温和，可陆泽听得出来，这话他大概已经在别的场合说过不止一次了。
"银行放出去的每一笔贷款，最后都要有人还。如果是一个有现金流的企业，那它用经营收入来还。如果是一个修路、修桥的基础设施项目，它的收入要很多年以后才能回来，有的可能永远回不来。那这笔贷款靠什么还？"
"如果这些贷款是按照项目本身的风险来定价、来审批的，那问题不大。可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要放出一笔非常大的量，银行就很难按照正常的风险标准一笔一笔去审。"
他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我们几年前刚处理完一次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注资、改制、上市，前后花了好几年，代价很大。我可不希望几年以后再做一遍。"
财政部长笑了笑，没有反驳。
"老周的担心我是知道的。"
他对陆泽说，"可外面的情况要是真的严峻的恶化下去，订单没了、工厂关、人回家，那就不是几年以后的问题了，是明年春天的问题。"
两个人说完，都看向了陆泽。
陆泽明白这个分歧不是今晚才有的，在北京的会议室里大概已经争了好几轮。他们并不指望一个外人来裁决。但一个刚刚把美国银行体系拆开讲了一遍的人，对这件事会怎么看，他们还是想听一听。
陆泽想了想，没有急着回答。
他很清楚，这个问题上他不能站边。一个持美国护照的私人投资者，在中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之间表态支持哪一方，既不合适，也没有任何意义。
更何况，他知道这件事最后会怎么发展。但正因为知道，他更不能说。
"我对你们政策上的选择。"
他说，"我只能从我自己的位置，说一说一个外部投资者会怎么看这件事。"
"请讲。"周行长说。
"如果我是一个要给中国资产定价的长期投资者，"
陆泽说，"我最关心的其实不是刺激的规模。不是说它那个数字不重要，而是它一宣布出来，第二天就会被所有人知道，它会反映在价格里。"
"我会关心的是钱通过什么方式进入市场。"
"如果主要通过财政走，那成本是很清楚的。国债发多少，赤字多少，写在预算里，所有人都看得见。市场会对它定价，可能会觉得贵，但不会觉得看不懂。"
"如果主要通过银行信贷走，短期内的数字会非常好看。银行的贷款增长很快，利润很好，财政赤字很干净，经济增速也会很快回来。"
他顿了顿。
"但对一个外部投资者来说，这一部分成本，在接下来几年里是很难看清楚的。它会分散在很多家银行、很多个地方、很多个项目里。它不一定会变成坏账，可是我没法知道哪一部分会。"
财政部长微微点了点头。周行长没有动，只是听着。
"我在美国这一年看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陆泽接着说，"就是成本不会因为换了一个地方放就变少。"
"美国的那些风险，一开始都不大。有一部分放在表外，有一部分放在一个技术上不属于银行的特殊目的实体里，有一部分放在一个评级是AAA的产品里。每一家机构都觉得这部分风险不在自己的账上。到最后它全都回来了，而且是同时回来的。"
"我说这个，不是说中国会遇到一样的事。中国的银行和美国的银行很不一样，没有那么高的杠杆，也不靠短期的批发融资过日子。这一点我刚才也说了，我认为中国现在面对的首先是增长的问题，不是银行体系的问题。"
"我只是想说，不管最后钱通过什么方式出去，有一件事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他看向周行长。
"就是几年以后，还有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些钱现在在哪里，靠什么来还，风险在谁的账上。"
"如果有大量的钱通过地方、通过项目、通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