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英国为银行的新发债务提供国家担保，而德国没有，”施泰因布吕克推了推眼镜，“那么下个星期，德国银行在批发融资市场上还借得到钱吗？”

    大伙都没有回答，因为答案是显然的。

    一旦有一个国家为本国银行的债务提供主权担保，那么所有没有担保的国家的银行，在融资市场上就会立刻被重新定价——因为它们没有国家在后面站着，风险自然上升。

    这就是担保的传染性。它不是一国的政策，而是一场所有人都被迫参加的竞赛。

    法国财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接着说话。她提到了爱尔兰政府对本国六家银行的全部存款和债务提供了无限期、无上限的，总额相当于爱尔兰GDP的两倍多的国家担保的决定。

    这个决定在欧洲内部引起了巨大的愤怒，因为它在一夜之间把其他国家的存款吸向了都柏林。

    “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框架。”

    拉加德说，“否则每一个单独的决定，都会伤害到其他所有人。”

    但这显然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各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大不相同，因此能不能担保、怎么担保，并不是一件容易协调的玩意。

    日本和加拿大的代表相对沉默。意大利财长提了一句关于协调的原则性意见。

    然后，达林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直接对着保尔森问的，而且问得很直接。

    “汉克，我想请你明确一件事。在雷曼之后，美国政府是否还会允许任何一家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破产?”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保尔森放下了手里的笔。

    他知道这个问题必然会被问到。

    从周四下午到现在，已经有四个人用不同的方式问过他同一件事。有的包装成技术性询问，有的包装成对市场预期的担忧，达林是最直接的。

    雷曼只是那个例证，确切而言，他们问的是：

    美国政府的底线到底在哪里，以及你们能否有能力履行你们说的话。

    雷曼倒下之后的三周，全球所有的信用定价模型都加上了一个新的变量——政府救助的不确定性。

    而这个变量，是美国在九月的那个早上亲手加进去的。

    “我们不会再让另一家系统重要机构以那种方式倒掉。”保尔森说。

    他选的措辞很谨慎。他没有说“不会让任何机构倒掉”，他说的是“不会以那种方式”。

    “但我也必须说清楚，”

    他接着说，“九月的那一周，财政部和美联储手里没有合法的工具去阻止它。我们没有解决机制，没有权限向一家非银行机构注入资本，也找不到任何一个愿意接手的买家。”

    保尔森看了一眼达林。如果英国那时候没有拦着巴克莱银行的收购，说不定情况会不一样呢？

    “所以那不是一个选择，那是一个没有选项的局面。”

    “现在呢？”达林没有接他的小眼神。

    “现在国会已经授权了七千亿美元。”

    “那笔钱会怎么用？”

    这是今天下午真正的问题，也是保尔森在接下来的三十分钟里被反复追问的问题。

    欧洲人想知道的很具体：美国会不会像英国一样，直接拿那七千亿美元向银行注入资本，取得股权。

    保尔森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

    “法案赋予了财政部广泛的法定授权。购买问题资产是基础，但不排除任何能够恢复市场信心的必要措施。我们将根据美国金融体系的具体需求，选择最合适的时间点与方式采取行动。”

    保尔森靠回高背椅上，双手交叠，脸上浮现出那种不可动摇的冷硬神情。

    他总结，在最终方案确定之前，他不会在国际场合宣布任何未经国内程序的决定。

    这是一段堪称典范的官方废话。

    达林叹了口气，靠回椅背；施泰因布吕克摇了摇头，在笔记本上划了一笔；拉加德审视地盯着保尔森看了几秒，最终移开了视线。

    伯南克在他旁边补了几句关于流动性工具的技术性说明，把话题暂时拉开了一点。

    会议在五点十五分结束，比预定时间晚了四十分钟。

    七国最后同意了一份五点行动计划的框架：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支持系统重要机构、解冻信贷和货币市场、确保银行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本、保护存款人、重启抵押贷款的二级市场。

    公报的措辞异常简短，而且抛掉了G7公报里几乎所有习惯性的外交用语。没有“我们注意到”，没有“我们鼓励”，只有“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会议结束后，人们没有立刻散开。

    这是这种场合最有效率的十五分钟。

    正式记录已经关闭，翻译和记录员在收拾东西，而桌边那些真正想说话的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