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竹赶在中午之前把三百份校报从系办油印室搬到了收发室。
油印是一九七八年高校常见的印刷方式。
蜡纸铺在钢板上，用铁笔一个字一个字刻出来，再刷油墨，一张张往外印。
三百份校报，她一个人从前天晚上刻到凌晨四点。
座谈实录占了整整四版，一个字没删。
方竹在刊头下面加了一行编者按，只有一句话——“本期全文刊发八月十七日《路口》座谈会实录，未经删改。”
未经删改这四个字，在一九七八年的校园出版物里，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三百份，上午发出去一百四十份。
到了下午，剩下的一百六十份在收发室窗口前排起了队。
队伍里除了燕师大的学生，还有不少其他学校的人。
燕大中文系的人来得很快。
贺知行下午第二节课后骑车过来，一口气拿了十二份，说系里传阅不够。
他在校门口碰见从人大赶来的田姓研究生，两人站在自行车旁聊了十分钟，各自揣着校报骑车走了。
三天之内，《燕师大》校报第一次出现了加印。
方竹又刻了一版蜡纸，多印了二百份，当天发完。
事情很快在燕大闹得更大了。
贺知行回去后，把实录贴在了燕大中文系阅览室的墙上。
那面墙本来贴着团委的学习简报和食堂菜单。简报被揭下来垫了桌角。
墙上的实录被人从头到尾抄了一遍，抄件辗转传到了历史系和哲学系。
哲学系七七级一个姓钱的学生看完之后，在宿舍熄灯后写了一篇两千字的读后感，题目叫《邮筒与路口——兼论文学的诚实》。
这篇读后感第二天被贴在了燕大三角地。
三角地是燕大校园里一块三角形的布告栏局域，位于大饭厅东侧。
浩劫期间，这里贴过大字报、P判稿、革委会通知。
一九七八年入秋后，三角地的内容悄然变了——学生们开始贴自己写的文章和诗歌，还有读书笔记，甚至对时政的短评。
没人明确批准，也没人明确禁止。贴了撕，撕了又贴。
三角地成了一九七八年燕京高校思想很活跃的一块墙皮。
那篇读后感在三角地贴了不到半天，下面就被人用铅笔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
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还有人引用马克思原文跟帖。
其中一条批注写了四百多字，署名“广院七八级旁听生”。
到八月底，围绕《路口》和那场座谈会的讨论，从三角地蔓延到了人大、广院、中央戏剧学院。
各校文学社、诗社开始自发组织小型讨论会。
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陆沉那段关于邮筒的回答上。
“你不是因为相信信能送到，才把它塞进邮筒的。你是因为除了塞进去，没有第二个办法。”
这句话被人用毛笔抄在白纸上，贴在了至少三所大学的阅览室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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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市口大街166号，《人民文学》编辑部二楼。
陈文渡把那份校报摊在桌上时，沉若愚正往搪瓷缸子里续第三遍水。
茶叶早泡成了黄汤，他也不换。
“你看看这个。”
沉若愚扫了一眼报头上“燕师大”三个字，没伸手。
“座谈会我知道了。上周就有人跟我说了。”
“不是座谈会。”陈文渡翻到第三版，指了一行字，“你看学生写的讨论稿。这个叫江帆的，燕大七七级，专门写了一篇八百字的短评。标题叫《寄不出去的信》。”
沉若愚没接话，但眼睛挪过去了。
陈文渡压低声音：“老沉，外头已经在讨论一九七八年的小说该不该给答案了。这个话题再发酵两周，别的刊物就会接。到时候我们压着《信》不发，不是审慎，是落后。”
沉若愚把搪瓷缸子搁下来。
“你的意思是被学生牵着鼻子走？”
“不是被学生牵。是风已经起了，我们站在风口堵着，堵不住。”
沉若愚没再说话。
他拿起那份校报，折了两折，夹进自己桌上那摞待审的稿件中间。
沉若愚上三楼，敲开张光年的门。
张光年桌上摆着两样东西：一本翻开的《人民文学》八月号，和那份盖着“留存待议”的《信》手稿。
“主编，燕师大的座谈实录，您看了？”
张光年点头。他面前铺着一张写了半页的信纸，墨迹未干。
“陆沉这个座谈会，不是冲着我们开的。”张光年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