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水火之中，岂容我安枕？”他望向远方荒芜的田地，“灾荒不止于饥，更在于病；救一人不如立一馆，广设医馆，方能救民水火。”

    永乐末年，天下连年旱蝗，瘟疫四起；

    河南大疫，十室九空；

    山西赤地千里，人畜相食……

    朝廷虽遣太医巡视，然远水难救近火。

    张无忌痛感民生之艰，遂召集旧日明教部众与武当、少林医术传人，举家投身济世之业。他在河南开封首设“仁济医堂”，亲授《九阳真经》中导引吐纳、调和气血之法，并结合历代医典，创作《仁术要略》。

    书中详述瘟疫辨证、草药配伍、隔离防疫之策，尤重“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之理，提倡以养生防病为先。

    “药石可疗疾，然若不知预防，终是亡羊补牢。”张无忌常对弟子言，“故我设馆非止治病，更要教人自护。”

    至宣德初年，仁济医堂已遍布安徽、江西、浙江、江苏、山东、山西、河南、湖广、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共计三百二十七所。每馆皆有医师十人以上，常年储备药材千斤，每日施药数百剂。每逢疫发，医堂弟子即携药深入乡野，搭棚施诊，焚香消毒，掘渠引污，务求断绝疫源。

    仁宣之初，山西大旱三年，井涸河断，瘟疫骤起，民间称之为“热瘴病”。患者高热昏厥，一日即亡。地方官束手无策，百姓惶恐逃徙，反致疫情蔓延。

    张无忌闻讯，不顾赵敏劝阻，率儿子张思汉、儿媳戴若兰及长孙张胜天、孙媳赵玉鸢等人亲赴太原府。

    时值酷暑，尸臭弥漫，城门紧闭。

    “开城！”张胜天执旗立于城下，“仁济医堂奉天救人，非贼非寇！”

    守将起初犹豫，但见其身后数百名白衣弟子肩扛药箱、手执银针，毫无兵戈之气，遂马上放行。

    入城后，张无忌立即下令：“凡发热者集中南郊空地，建隔离营；健康者分居东西两坊，每日熏艾除秽；饮水必煮沸，粪便深埋。”他又命弟子熬制“九阳清瘟汤”——以黄芪、金银花、甘草、板蓝根为主，辅以薄荷、藿香，每日三次，全民服用。

    “此方出自《九阳真经·养元篇》，重在扶正祛邪。”他对地方医官讲解，“人身如炉，正气足则火旺，邪气自退。若一味攻毒，反伤根本。”

    半月之后，太原城内发热者渐减，死亡率由日均百人降至个位。

    百姓感泣，称张无忌为“活神医”。

    一年间，山西重建医馆四十三所，培训本地郎中六百余人。

    《仁术要略》被巡抚奏报朝廷，宣宗皇帝亲自批阅，诏令刊印十万册，颁行全国州县，命地方医官“悉心研习，以为准则”。

    其女张思蒙，自幼随父习医，精通脉理，尤擅妇科儿科。她与丈夫林远舟、女儿林爱慈主持京师“太和医局”，专收贫家女子授医术。“女子亦可悬壶济世。”张思蒙常对学生说，“产难之时，男医不便入室，若无女医，性命堪忧。”

    十年间，太和医局培养女医一百三十七人，分派各府县助产疗疾。其中周氏女出身寒门，经培训后返乡救治产妇五十余人，竟使一县三年无一产亡，被誉为“巾帼国手”。

    此举开明代女子行医之先河，礼部虽有异议，然因成效卓著，终获默许。

    宣宗时期，光明教堂、光明武馆、仁济医堂发展迅猛，扩业至数千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