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府学，明伦堂的大门敞开着，秋日的晨光从门外涌进来，在地面上铺开一道宽宽的、斜斜的光带。
光带里有细小的尘埃在浮动，慢悠悠地旋转着，像是一群迷了路的金箔。
堂内两侧的窗户也都推开了半扇，风从窗外灌进来，带着城西菜市里那些刚刚摆出来的蔬菜和鱼虾的气味，混着早晨特有的清冽，在空旷的大殿里缓缓流淌。
可没有人去看那些光，也没有人去闻那些风。
明伦堂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比大半年前那次聚议时还要多。
不只府学的生员，那些平日里在书院里讲学的山长、在各县学里教书的教谕、甚至几个已经致仕回乡的举人，都赶来了。
他们有的坐在条凳上，有的站在过道里，有的靠在后墙边，手里捧着各式各样的书册，有的纸质泛黄卷了边，有的墨迹还是新的，一打开就能闻到那股油墨和浆糊混在一起的气味。
没有人说话，或者说不怎么说话。
偶尔有人低声交谈几句，声音压得极低，像是怕惊动了什么。
更多的人只是坐着，低着头，一页一页地翻着手里那些书，翻得很慢，像是在用目光把每一个字都重新认一遍。
明伦堂正中的主位上浙江提学副使吴宽，此刻正微微眯着，像是刚从一场漫长的沉思里回过神来。
他面前的书案上摊着一本翻到一半的《农政全书》，书页间夹着一根细竹签，签头磨得光滑发亮，显然已经翻过很多遍了。
吴宽的目光从书页上抬起来，缓缓扫过堂内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
那些面孔上没有了三个月前那种愤怒和激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东西——是焦灼，是紧迫，是一种被什么东西从后面推着往前跑、却又不知道前面是什么的茫然。
他看到有的生员正用指尖在书页上比划着，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默记什么。
有的生员面前摊着一本《水利辑要》，手里握着一支笔，在纸上一遍一遍地画着河道的示意图，画了又擦，擦了又画。
还有几个生员凑在一起，脑袋挤着脑袋，低声讨论着一道关于圩田蓄水与排涝的算题，声音压得极低，却盖不住那股急切。
吴宽轻轻咳嗽了一声。
那一声不大，但在安静得几乎能听见翻书声的明伦堂里，却像是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面。
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目光汇聚到他身上。
吴宽没有急着开口，他的目光从一张脸移到另一张脸，像是在辨认什么，又像是在确认什么。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带着一种教书先生特有的沉稳和缓慢，像是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喉咙里放出来，不急不躁，却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
“邸报的事，你们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这句话说得很短，但堂内的气氛明显紧了一分。
有人攥紧了手中的书册，指节泛白；有人屏住了呼吸，像是怕漏掉了接下来的任何一个字；更多的人只是安静地坐着，目光落在吴宽的脸上，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吴宽停了停，像是在给那句话说出口之后留一个落地的空间。
然后他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比刚才低了一些，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朝廷要编修《正德会典》了，诸位此前关心的事情——科举加考实务，已经被写入《会典》。”
他的目光在堂内缓缓扫过，将每一张面孔上的表情都收进眼底。
那些表情各异，有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似的猛地一震，有的则低着头，嘴角微微抽动，像是在消化什么又咸又苦的东西。
更多的人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像是在等着他把话说完，又像是在等着那个名字从脑海里浮上来。
那个他们争论了大半年、恐惧了大半年、也侥幸了大半年的名字，如今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重新落回了他们面前的书案上。
“也就是说，”吴宽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还是不高，还是那种教书先生特有的沉稳，“从今以后，科举考实务，不是‘临时政策’，而是‘永久制度’了。”
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堂内的安静比刚才更深了一层。
像是有人把一块石头丢进了一口深井，井水不响，但所有人都听到了那个落底的声音。
一个坐在第一排的生员终于忍不住了，他今年二十出头，面容白净，穿着一件半新的蓝布儒衫，手里攥着一本《水利辑要》，指节泛白，像是怕那本书自己长腿跑掉一样。
他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但喉咙动了动，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倒是他旁边一个年纪稍长一些的生员替他开了口，声音不大，带着一种沙哑的、像是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