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圈，眼窝凹进去，颧骨凸出来，锁骨底下能看见血管。奶奶每天晚上坐在我旁边，拍着我的背，哼着老家的童谣，像是在哄婴儿。她哼的那首歌我从小听到大，可那天晚上听来，调子好像变了，慢了，慢了不止一半。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奶奶拉着我出了门，坐了很久的公交车，到了城郊一户人家。那栋房子在一条窄巷子的尽头，灰墙黑瓦，门口种着一棵歪脖子槐树，树干上缠着红布条。老爷爷穿着一件灰布道袍，头发花白，盘在头顶上插着一根簪子，家里供着神像，桌上摆着香炉和符纸，空气里全是檀香味，浓得发苦。

    他摸了摸我的脉，翻了我的眼皮，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他让奶奶跟我到客厅等，他跟奶奶在里屋说了很久的话。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只能听见里屋的木门关得紧紧的，偶尔传来几声咳嗽和茶碗碰撞的声音。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一个白胡子老人骑着一只仙鹤，仙鹤的眼睛是红的，红得像血，无论我走到哪个角度，那双眼睛都盯着我。

    回家以后，奶奶在我脖子上挂了一个红布包，里面裹着什么我没打开过，摸上去硬硬的，像是什么骨头或者金属。家里墙上贴了好几张黄纸符，门框上、窗户上都有，厨房的灶台旁边也贴了一张，上面用朱砂画着我看不懂的图案，像字又像画，笔画扭曲得像扭动的虫子。奶奶每天早晚在香炉里插三根香，烟雾缭绕的，熏得我眼睛疼，连饭桌上都是檀香味。

    可从那以后，我真的慢慢好了。能吃饭了，能睡觉了，脸上的颜色也回来了。那个女人再也没有来过。枕头底下的剪刀被奶奶收走了，门框上的桃枝干透了，掉在地上，被奶奶扫走了。只剩下脖子上的红布包，我一直戴着，洗澡的时候都不摘。

    过了好几年，我都快高中毕业了，有一回跟奶奶聊天，无意中又提起了这件事。奶奶正在择菜，手里的韭菜顿了一下，绿色的汁水从她指缝里滴下来。她放下韭菜，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说：“这事不怪你，是你大伯惹出来的。”

    “大伯？”

    “你大伯家前两年盖了新房子，那房子的地基盖的不是地方，占了不该占的地儿。可那冤魂不往你大伯身上找，不往别人身上找，偏偏找上了你。”奶奶叹了口气，那口气拖得很长，像从很深的地方翻上来的。“你从小到大，这种事遇得还少吗？你太软了，太好欺负了，连那些东西都知道挑软柿子捏。”

    我没有说话。奶奶把那把韭菜放进盆里，又拿起一把。

    “当初我花了多少钱呐，”她说，声音低了下去，“那道人做了好大的法事，又超度又换阴宅，折腾了好几个月，才算把这事平了。不然你以为就你脖子上那个小红包，就能把你那病治好？”

    我低下头，摸了摸脖子上已经褪了色的红布包。它还在，布面磨出了毛边，可我一直没有打开看过。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也许是一道符，也许是一块骨头，也许什么都没有。

    奶奶后来再也没有提过那天晚上的事。我们娘儿俩像约好了一样，把那件事锁在了那个狂风大作的雨夜里。可有时候半夜醒来，我还会想起那个哭声。它从耳机里来，从大门外来，从奶奶的嘴里来。它无处不在，可只有我能听见。

    我知道她不是来找大伯的，也不是来找奶奶的。她来找我，因为她知道，我会听见。我会害怕，会发抖，会缩在被子里不敢动。她挑了个最好欺负的人，就像奶奶说的。

    可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她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也许什么都不想要，只是想哭。只是想让一个人，听见她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