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笼罩着这座刚刚光复的六朝古都，但中山广场已经聚集了超过十万人。
人们从凌晨就开始向这里涌来，老人拄着拐杖，妇女抱着孩子，青年学生挥舞着自制的标语。
广场中央搭起了一个三米高的木质审判台，台上悬挂着白底黑字的横幅——“公审汉奸卖国贼，血债必须血偿”。
空气中弥漫着压抑已久的愤怒，以及即将到来的正义的期盼。
上午八点整，一队八路军战士押着二十几个身穿囚服的人走上审判台。这些人大多面色灰败，有的低垂着头，有的强作镇定，有的瑟瑟发抖。当第一个囚犯被推到台前时，人群中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怒吼：
“汪狗！是汪狗！”
“大汉奸！卖国贼！”
“枪毙他！枪毙他！”
汪狗站在审判台上，这个曾经风度翩翩的“美男子”，此刻面容枯槁，眼窝深陷，但依然挺直腰板，试图维持最后的体面。
他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囚服上缝着“汉奸一号”的白布标签。
审判台两侧，坐着由各界代表组成的特别法庭。
主审法官是金陵大学法律系教授徐悲明，这位在南京沦陷期间拒绝与日伪合作、隐居乡下的老教授，此刻神情肃穆。
旁听席前排，坐着八路军高级将领、各民主党派代表、外国记者，以及从各地赶来的受害者和遇难者家属代表。
其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紧紧抱着一张青年人的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中山装，笑容灿烂——那是她三年前遇害的儿子。
九点整，徐悲明敲响法槌。
“肃静！”
广场上十万人逐渐安静下来，只有压抑的啜泣声和粗重的呼吸声。
“特别法庭现在开庭。”徐悲明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整个广场，“根据《惩治汉奸暂行条例》，本庭今日公开审判汪狗等二十三名投敌叛国、组织伪政权、残害同胞的重大汉奸。现在，宣读起诉书。”
书记员站起身，展开一份长达三十页的起诉书。他的声音在寒风中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愤怒：
“被告人汪狗，原名汪XX，1883年生于广东三水...1938年12月叛逃至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降倭寇...1939年潜回上海，与倭寇特务机关密谋组建伪政权...1940年3月，在倭寇扶植下于金陵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兼‘行政院长’...”
起诉书详细列举了汪狗及其伪政权的罪行：承认倭寇在华特权，签署卖国条约；组织伪军配合日军“清乡”“扫荡”；镇压抗日活动，捕杀爱国志士；推行奴化教育，强迫使用日语；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
每念一条，人群中就响起愤怒的吼声。当念到“纵容并参与南京大屠杀后的‘安抚’工作，实为协助倭寇掩盖罪行”时，那位抱着儿子照片的老太太突然站起身，用尽全身力气哭喊：
“还我儿子！还我三十万同胞的命来！”
她昏厥过去，周围群众赶紧搀扶。这一幕被几十架中外记者的相机记录下来。
起诉书宣读完毕，徐悲明看向汪狗：“被告人汪狗，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罪行，是否承认？”
汪狗抬起头，努力保持镇定：“我所作所为，皆是为了保全国家元气，避免更多同胞牺牲。倭寇强大，大夏贫弱，与其玉石俱焚，不如暂作权宜...”
徐悲明重重敲击法槌：“被告人，本庭问你是否承认罪行，不是让你为自己辩解！回答：承认，还是不承认？”
汪狗沉默片刻，最终低声说：“我不认为我有罪。我是为了和平...”
“够了！”徐悲明打断他，“传第一证人，原伪‘南京市政府’秘书长周默庵。”
一个五十多岁、形容憔悴的男人被带上台。他看到汪狗，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周默庵，你在伪政府担任什么职务？都做了些什么？如实陈述。”
周默庵颤抖着讲述：“我...我原是金陵中学教师，南京沦陷后，汪...汪狗派人找到我，威胁说如果不合作，就杀我全家。我被迫当了伪政府秘书长，主要负责...主要负责征收‘治安维持费’，其实就是给倭寇人筹集军饷...”
“你亲自参与过哪些迫害抗日志士的行动？”
“我...我负责整理过抓捕名单...”周默庵的声音越来越小，“有次，倭寇人要抓一批金陵大学的学生，说他们组织读书会传播抗日思想。我把名单交给汪...汪狗，他签字批准了。后来那些学生...都被抓到宪兵队，再没出来...”
台下，几个年轻人猛地站起来：“我们是金陵大学的学生！我们的同学王书翰、李振声、赵明义...就是被你们害死的！他们还不到二十岁啊！”
哭声、骂声、怒吼声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