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在这里。”富学林接过话，走到另一块黑板前，上面写满了复杂的微分方程和矩阵运算，“沈先生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包括多级火箭的设计原理、轨道力学基础、制导控制算法。我这两个月一直在消化这些理论，已经完成初步的数学模型。”
他拿起粉笔，快速在黑板上写下一串公式：“看，这是优化后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考虑空气阻力和重力损失后的修正版本。
。这些公式他大部分熟悉，但富学林的推导更加简洁优美，特别是对多级火箭分离动力学的处理，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巧妙。
“这个质量分配系数……你们是怎么优化出来的？”他指着其中一个参数问。
“遗传算法。”富学林说，“沈先生提出的一种基于生物进化原理的优化方法。我们做了简化，用手工计算迭代了三十多轮，找到了相对最优解。如果有计算机的话……”
“等等，”恩打断他，转向沈舟，“沈先生，您从哪里学到这些？遗传算法、轨道力学、多级火箭设计……这些都是最前沿的理论，即使在德国，也只有极少数人在研究。而您看起来还这么年轻。”
沈舟微微一笑，这个问题他早有准备。
“我的老师是一位隐居的学者，他在欧洲和美国都学习工作过，1937年回国后一直致力于理论研究。可惜战争爆发后，他忧愤成疾，去年去世了。临终前，他把一生的研究手稿交给了我，嘱咐我一定要让这些知识为国家服务。”
这个解释天衣无缝。三十年代确实有一批中国科学家留学欧美，其中不乏天才人物。战乱中有人隐居乡间、潜心研究，是完全可能的。
“您老师的名字是？”
“他嘱咐我不要透露。”沈舟遗憾地摇头，“他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希望年轻人创造新的未来。博士，重要的不是知识从哪里来，而是我们用它来做什么。”
。他走到绘图桌前，仔细研究“长征一号”的设计图。
“三级结构……第一级用四台发动机并联，这个思路很新颖。但振动控制和推进剂供应会是大问题。V-2的单台发动机在满功率时就会产生强烈的振动，四台并联……”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了特别设计。”富学林翻开另一本笔记，里面是复杂的结构力学分析，“看，发动机架采用柔性连接，配合液压阻尼器。推进剂管路采用对称布局，减少脉动。这些方案都在理论上验证过，但需要实际测试。”
三个人在图纸和黑板前讨论起来，时而激烈争论，时而陷入沉思，时而在草稿纸上快速计算。从发动机推力室的最佳扩张比，到陀螺仪在失重环境下的漂移修正，从耐高温材料的选择，到太
。在德国，每次技术会议都充斥着“元首要求”“战争需要”“尽快实战部署”的压力。而在这里，讨论的核心始终是技术本身——如何更高效、更可靠、更经济地实现目标。
不知不觉，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卫兵轻轻敲门，送来了简单的晚餐：小米粥、窝头、咸菜，还有一小碟难得的炒鸡蛋。
三人就围着绘图桌吃起来，谈话却没有停止。
“最难的还是制导系统。”恩用筷子不太熟练地夹起一块咸菜，“V-2的陀螺仪在300公里射程上已经有明显误差。而要精确入轨，需要的精度至少要高一个数量级。”
沈舟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取出一个笔记本，翻到某一页：“这是我在老师手稿里找到的一个设想——无线电指令制导与惯性导航组合系统。火箭升空初期用地面雷达跟踪，通过无线电发送修正指令；飞出大气层后切换为纯惯性导航。当然，这需要地面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和高精度雷达。”
富学林眼睛一亮：“这个思路很巧妙！可以大大降低对机载计算机的要求。不过地面计算确实是个难题……现在的机电计算机，要实时解算轨道参数几乎不可能。”
“所以我们需要更快的计算机。”沈舟平静地说，“老师的手稿里提到了电子管的另一种应用——不是放大信号，而是作为高速开关，组成逻辑电路，进行二进制运算。他称之为‘电子计算机’。”
。电子计算机的概念在三十年代末的欧美刚刚萌芽，图灵的理论、楚泽的Z系列计算机都还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而沈舟的描述，听起来比他知道的任何设计都要先进。
“您有具体的设计方案吗？”
“只有原理性描述。”沈舟合上笔记本，“但我想，如果我们集中力量攻关，也许五年内能造出第一台原理样机。有了电子计算机，不仅制导问题能解决，火箭设计的所有模拟计算都会大大加速。”
五年。恩在心中默默计算。如果一切顺利，五年后大夏将拥有自己的弹道导弹、自己的电子计算机，甚至可能开始卫星的研制。而那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