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开动的时候，设拉子的天际线刚刚开始泛出灰蓝。
纳尔吉斯躺在下铺，听著车轮碾过铁轨接头的声音，每隔几秒一次，很轻，很密，像心跳。婆婆睡在对面的下铺，面朝墙壁，背对著她。老太太的肩膀很窄，黑色长衫下面，肩胛骨的轮廓隔著布料都能看出来。她没有动。但纳尔吉斯知道她没有睡著——她的呼吸太轻了，轻到像在憋著。睡著的人的呼吸是沉的，是往下坠的。
老太太的呼吸是往上提著的，每一口气都只吸到一半就停住了，像怕吸得太深会把什么东西惊醒。
纳尔吉斯没有叫她。她知道婆婆不是在装睡。
婆婆是在用背对著这个世界，因为她还没有准备好让这个世界看到她的脸。
她只在纳尔吉斯转身的时候，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才允许自己的嘴唇翕动，允许自己的手指在膝盖上反覆揉捏那块手帕的边缘。那块手帕是法尔哈德上中学时给她买的——学校门口的地摊上，五百里亚尔，白色，边上印著一排很小的红色花朵。她用了十几年，边角已经磨毛了，红色花朵褪成了很淡的粉，但她从来没有换过。
纳尔吉斯闭上眼睛。
车轮声从身下传上来，穿过床垫，穿过她的后背，在她的胸腔里形成一种很轻的共振。那共振沿著她的血管往下走，走到下腹，在那里停下来。三个半月。她把手放在下腹上。肚子还没有明显隆起，隔著黑色长衫，只能摸到一小片微微发硬的轮廓。不是圆形的，是扁平的，像一颗被压得很紧的种子。她把手放在那里，放了很久。
窗外，扎格罗斯山脉的轮廓在晨光中浮现出来。
山是灰褐色的，褶皱一层叠著一层，像一块被揉皱了又摊开的旧皮革。山脚下偶尔闪过一小片绿洲——几棵椰枣树，一小块麦田，一堵泥坯墙。椰枣树的树冠被晨风吹得向南倾斜，像无数只手，齐刷刷指向波斯湾的方向。
法尔哈德每次坐火车回设拉子，都会给她发一张窗外拍到的椰枣树。她说你怎么老拍树。他说不是拍树，是拍风。风把树吹弯了，他想让她看到风的样子。现在她看到了。风还在吹。树还在弯。人不在了。
法尔哈德的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翻过了身。
她面朝包厢里侧，眼睛睁著，看著纳尔吉斯放在下腹上的那只手。
她看了很久。然后她把视线移开，看著窗外掠过的椰枣树。
她的嘴唇又开始翕动了。这次不是在念经文。
纳尔吉斯从她嘴唇的形状读出了那两个字——“法尔哈德。法尔哈德。法尔哈德。”一遍一遍。没有声音。那是她叫了他二十五年的形状。
老太太终於开口了。声音很低，从喉咙深处提上来。
“法尔哈德六岁那年，问他爸爸去哪儿了。我说，去打仗了。他问我打仗是什么。我说，就是有人要来我们家抢东西，爸爸去拦住他们。他听完，跑到门口，穿上小鞋子就往外跑。我问他干什么。他说，要和爸爸一起去打强盗。”
她停了一下。
“他才六岁。”
“他最后一次探亲，回部队的那天，我没有送他到门口。我坐在厨房里，灶台上烧著水，我握著杯子，没有喝。他推开门，在玄关站了一会儿。我知道他在等我出去，我没有出去。不是我狠心。是我怕我出去了，他看到我的脸，就不敢走了。他是去赴死的。赴死的人需要相信家里一切都好。妈妈在厨房里烧水，老婆在院子里晾衣服。家里一切都好。他可以放心走。”
车厢里只剩下车轮碾过铁轨接头的声音，很轻，很密，像心跳。老太太没有再说话。她把那块手帕叠好，放在膝盖上，两只手交叠著压在上面。
十五个小时后，列车驶入德黑兰中央火车站。
出站口外面，两辆军车已经等著了。
两名巴斯基女兵一左一右，搀著法尔哈德的母亲走下站台。纳尔吉斯跟在后面，左手扶著下腹。
车队驶过阿扎迪广场。
广场中央的阿扎迪塔在晨光中泛著灰白色的光，塔身上的蓝色瓷砖拼成繁复的几何图案。广场四周的建筑物上掛著大幅烈士画像——不是印刷的，是手绘的，每一幅都有三四层楼高，画上的面孔年轻，眼睛直视前方。
法尔哈德的画像不会掛在这里。
他不是高级指挥官，不是核科学家，不是任何一个会被印在讣告头版的名字。
他是革命卫队“强大幽灵”营的一名普通突击队员，中尉军衔，二十五岁。
但他会葬在德黑兰南郊的烈士陵园里，和他的战友们躺在一起。那里有成千上万块白色大理石碑，每一块上面都刻著一个名字。
那些名字不会被写在歷史书里，但它们在那里。
在松树林的阴影里，在波斯湾吹来的咸风里，在每天傍晚从厄尔布尔士山脉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