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鸣声从早到晚不停，一个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人沿着湖边散步，步子不急不缓，手里摇着一把折扇。
他走到一棵歪脖子柳树旁边停下来，左右看了一眼，然后把手伸进树洞里，摸了一下，又缩回来。手指间夹着一小块东西，用巧克力糖纸包着。
他把糖纸揣进袖口，继续往前走，神情自若。
这个人叫黄浚，在行政院任机要秘书，负责记录最高国防会议纪要。福建才子，留日出身，跟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是旧交。
他还有个儿子叫黄晟，在外交部国际司当科员，也在帮父亲做事。
顾长柏注意到黄浚，是在八月十一日。
那天他在参谋本部开完会，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值班参谋递给他一份截获的日方密电，内容是“感谢某君提供江阴封锁线时间变更情报”。
江阴封锁线提前合拢的事，知道的人不多。这十个里面，有七个是参谋本部的核心人员，另外三个是行政院的高层。他把名单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一个个排除，最后停在了一个名字上。
黄浚。
他没有立刻动手，而是把这份密电送到了军统。戴笠那边早就布了线。黄公馆有个女仆叫莲花，是谷正伦安插进去的，专门记录黄家来往人员和行动动向。
莲花是个聪明人，不多嘴，不多看，只把自己看到的记在心里，隔几天找个买菜的功夫把消息递出去。
她早把黄浚的生活规律摸得清清楚楚，每周去玄武湖散步三次，每次都在那棵歪脖子柳树旁边停一下；每周去新街口国际咖啡馆两次，每次都在店里坐半个钟头，走的时候拿走一顶深灰色呢帽。
戴笠听完汇报，冷笑了一声。“帽子。情报在帽子里。”
八月十四日傍晚，新街口，国际咖啡馆。
黄浚的司机照例把车停在街角，拎着一顶深灰色呢帽走进咖啡馆。他把帽子挂在门口的衣帽钩上，然后坐到靠窗的位置，要了一杯咖啡，慢悠悠地喝。几分钟后，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走进来，也拎着一顶深灰色呢帽，也挂在衣帽钩上。两顶帽子并排挂着，乍一看一模一样。
中年男人坐下喝了半杯水，站起来，走到衣帽钩前，拿起黄浚的帽子，戴上，出门走了。黄浚的司机过了一会儿也站起来，拿起剩下那顶帽子，出门开车回了黄公馆。
这套流程，军统的特工已经盯了好几天。他们摸清了每一个环节，就差动手。
动手的日子定在八月十五日。
那天傍晚，中年男人照常来咖啡馆交换帽子。他刚走出店门，一辆黄包车从旁边蹿出来，车夫脚下一滑，整辆车翻倒在地，把中年男人撞了个趔趄。中年男人骂了一声，正要绕开走，旁边又蹿出两个人，一个扶他，一个把他手里的帽子接了过去。
“先生，帽子脏了，我帮您拍拍。”扶他的人满脸堆笑，手上的劲却很大。
中年男人脸色一变，想挣开，已经来不及了。两个人一左一右把他夹住，塞进了路边的一辆汽车。整个过程不到半分钟，街上的人还没反应过来，汽车已经开远了。
中年男人被摁在车里，嘴里塞了块布，眼睛瞪得溜圆。他手里那顶帽子已经被特工拆开了。帽衬夹层里缝着一张薄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是黄浚送出的情报——国军向上海增兵的调动命令、长江江防部署、炮十团的阵地方位，全是绝密。
戴笠拿到这份东西的时候，拍了一下桌子。“好。铁证。”
但光抓一个交通员不够，他要的是整条线。戴笠让人仿照须磨弥吉郎的笔迹写了一封信，内容很简短：“嘉奖诸位有功人员，于八月十七日夜间十一点，全部到黄浚公馆集合，本人将亲临现场发放巨额赏金。”
信写好了，特工把信折好，放进那顶帽子的夹层里。第二天，黄浚的司机照常去咖啡馆交换帽子，把这封信带了回来。
黄浚收到信，看了两遍，脸上的表情先是一喜，然后又有些犹豫。他把信递给黄晟，黄晟看了之后说：“爹，须磨先生亲自来发赏金，这是多大的面子。咱们得把人都叫齐了。”
黄浚点了点头，拿起电话，一个一个通知。罗致远、莫树英，还有几个在参谋本部、海军部、外交部潜伏的人，一共十八个，全都通知到了。
八月十七日，夜，黄公馆。
晚上十点多，黄公馆的客厅里已经坐了十几个人。这些人平时分布在南京各个要害部门，有的负责整理文件，有的负责收发密电，有的负责保管地图。今晚他们聚在一起，脸上都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兴奋。有人低声议论须磨先生会带来什么赏赐，有人盘算着这笔钱怎么花，还有人跟旁边的同伙炫耀自己最近提供的情报有多重要。
黄浚坐在主位上，手里端着一杯茶，面上平静，心里也在打鼓。他总觉得今晚有点不对劲，但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可能是太顺了。须磨先生亲自来